回顾历史,香港教会较多关注社区发展,乃与政府因应大量内地移民涌入,居住问题急待解决,从而有新市镇的开拓 :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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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年起 |
荃湾、沙田、屯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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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起 |
大埔、元朗、粉岭/上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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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年起 |
马鞍山、天水围、将军澳、东涌 |
估计有近四百万人口居住于不同时期发展的新市镇当中,占香港整体人口一半以上。从数据反映,堂会数目的增长,反映于不同宗派与独立堂会把握时机,配合政府的新市镇发展策略,承办教育、社会服务与医疗服务等(见表1)。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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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
1984 |
1994 |
2004 |
2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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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湾 |
38 间 |
53 间 |
53 间 |
56 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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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 |
39 间 |
92 间 |
107 间 |
110 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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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门 |
22 间 |
52 间 |
76 间 |
82 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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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 |
19 间 |
42 间 |
51 间 |
59 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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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 |
36 间 |
54 间 |
68 间 |
80 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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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岭/上水 (新界北) |
19 间 |
31 间 |
41 间 |
47 间 |
服务导向
这些栖身于新市镇社区的堂会,动力不是来自教会对社区发展有一套指导的神学论述,相反乃是来自现实的考虑,新市镇新增人口多了,与其期盼这些居民信主后长途跋涉返到市区教会,不如在不同新市镇新植堂会,更能有效达成福音使命。
笔者于自八四年神学院毕业,便前往宣道会元基堂(位于元朗水边围邨),堂会于八二年成立,以自修室服务,立足于公共屋邨。开垦初期,注重社区的福音事工,堂会因着邨内缺少儿童及青少年中心、家庭服务等;我们更积极举办不同社区活动,接触街坊,确立堂会的社区形像。
八六年中,「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成立了「新市镇布道研究小组」,召集人为陈国平,组员包括刘世增、黄家名、吕庆棠与笔者等。八七年底完成了报告,从一三三五份问卷反映,「教会若想更有效地接触成年人,带领他们信主,似乎开补习班、儿童服务、旅行、品茗等活动,是较易接触他们。」(陈国平 :〈新市镇植堂策略〉,《植堂实用手册》,123页) 用现今的政治术语,新市镇教会要做「蛇斋饼糉」事工,与区民建立关系,才能达成关系式布道的果效。当时,年轻一辈牧者(包括笔者在内,廿八岁为堂主任,卅四岁按立为牧师),大多认同「洛桑信约」(七四年福音派领袖聚首瑞士洛桑商讨使命,共议信约),肯定基督徒的布道与社会责任两者的重要性。
那些年,出现所谓「社区教会」的概念,「香港教会更新运动」也举办不同交流会,介绍不同堂会模式。大多新市镇堂会,扮演着「合约承担者」角色,在其提供服务的受众只为当地坊众,什少主动要为区民争取权益。服务作为布道之手段,乃是不少牧者认同的神学取向。笔者早期也是一样,及后才不断修正神学思考。
新市镇发展原基于自给自足与均衡发展的理念,然而在实践上差距什大,除了荃湾与沙田接近市区,其他新市镇因交通网络未能配套,再加上就业不足,社区内问题丛生(典型是早期之屯门,后期之天水围),教会身处其中不得不作适当的回应。新市镇教会更因政府下放若干权力予地区议会,区域意识渐强,一些堂会便摸索于社区内一条更适切与更整合的宣教路线。
议题导向
八十年代,九七过渡问题浮现,政治问题触及社会各阶层,教会也不能置身事外。八四年四月一群教会领袖发表了《香港基督徒在现今社会及政治变迁中所持的信念献议》(简称《信念书》),代表着本港教会对时代转变的信仰反省。此分划时代的文献,肯定教会的使命「在世上做光做盐促使社会及文化更新」,「基督徒有责任与广大市民共同塑造香港的前途,使香港成为一个尊重人权、自由平等、安定繁荣的民主法治社会。」
《信念书》挑战本港教会「在社会中应扮演先知的角色,并积极策励政府秉行公义,造福人民。」 接着,《宗教自由声明》(一九八四年)、《使命香港 — 2000》(一九八八年)、《香港教会使命宣言》(一九九二年)等陆续发表,见证本港教会对社会关注议题的承担。
笔者自八○至八四年就读本地神学院,及后毕业至八九年六四前,那些年弥漫香港前途的政治讨论,不少教牧与神学生醒觉与寻索教会的身分,无论于神学反省或社区牧养,呈现开放探索的氛围。长辈领袖可以不关心这些社会与政治议题,但不会禁止及限制年轻一代的讨论与异议。相对而言,现今在位领袖基于自保心态,反而自限与限人,年轻同工失掉了笔者昔日享有的自由空间。
不少堂会逐渐摆脱过往闭关自守、不理社区的心态,开始注重与培育牧区观念;「香港教会更新运动」间接促成不同地区教牧组成同工团契,一起关注区内社会事务与堂会合作事工。
此段时期(一九八六 — 一九九七),标志着本港教会积极委身香港的社会参与,在众多与民生有关事务中勇于表达信仰立场 : 反对大亚湾兴建核电厂(一九八六年)、争取兴建东区医院(一九八三年起)、争取八八直选等。及至八九年学运与「六四事件」,首次激起本港教会大规模介入公众事件。当时,以教会名义作出登报声明的,可谓空前,什多信众或游行抗议、或集会支援。「香港基督徒支援爱国民主运动委员会」(一九八九年)由此而生,表达对内地公义与民主的关注及支持。
六四事件后,教会移民潮白热化,不少有名望教牧移民美加澳牧会,若干中坚份子离港进修,加上教牧转换工场频繁,与及连番社会运动受挫,整体教会对社区热诚泠却,不再重视社会议题。
香港回归前后,本港教会的公众声音更为微弱,大多宗派为顾全大局而明哲保身,不敢挑战权势,迴避任何政治敏感课题。进入特区年代,本港教会就政教关系掀起争论的事件 : 应否派代表加入推选委员会(一九九六年)、自筹国庆崇拜(一九九六年)、基督教界普选(一九九八年)等。
结论
神学反省方面,本港教会无疑肯定传福音与社关的夥伴关系;问题却在践行方面,「服务导向」能建立关系,争议较少,而「议题导向」则会争议较大。笔者看堂会的社区参与,两方面均是需要,堂会不能只以提供服务为满足,因为结构不义不曾处理。教牧要智慧地走出传统或体制的框架,进场参与,退场思考。
社区参与,从来不是有套神学或指导思想,乃是教牧与信徒一起在做中学,在学中思,实践深化信仰,从而「做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