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权公民》是一套很沉重但满有盼望的电影，沉重是看见人的黑暗，盼望是因为结局是每一个人的一小步，为国家带来一大步。电影由最黑暗的事情讲起，讲述南韩如何透过一个又一个的小公民的勇气及牺牲，在走向极权政府的压迫下走出一条路来，电影的结束是广场上的抗命，也代表着一个人及一个国家的觉醒。这条路走出来不易，亦不是靠任何一位英雄，而是很多小人物的一小步。与《逆权司机》相同，电影特别刻画了一些人作了一些很微小及最终没有人看见但十分具影响力的决定，像在《逆权司机》中最后把他们放行的警官及《逆权公民》中的医生。他们不是在表面抗争的人群中，但他们的决定却是举足轻重。面对香港这时间，看这电影令人唏嘘的地方是，香港现时的发展彷佛是电影的倒叙，我们的倒叙也是从广场或人群运动开始：把当权者唤醒了，一步一步地把我们原有的价值与基石拿走，一直走到这两天，同时面对人大修宪及民主派的挫败，我们过去十至二十年，彷佛就是走着电影桥段的回头路，由人民广场走向独裁及愈来愈压迫的处境。
面对选举失利，很多人都会依靠数据来分析原因。这些都是有用的，但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亦可能把视线转移了。南韩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觉醒，最重要的不是地区工作或关注某些激进立场的票流到哪里，而是我们是否能够维持大多数人的公民价值与勇气。当我们仍以为6：4是黄金比例这谎言时，当权者已默默开始拆解及拆毁这黄金比例的基础，当我们仍怀缅五十万人上街的人群力量时，他们已偷走了我们的凝聚力。
在《逆权公民》这电影及二○○三年或回归前八九年的香港中，大众传媒，特别是纸媒，都在每次香港的群众运动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但自从免费报章的出现及电子社交媒体的兴起后，传统纸媒的影响力已大不复再，这不单是一个商业市场的转变，而是整个香港失去了一个重要制衡政府的公权力。因为，从前报业市场可以靠销量来维持经营的成本，但在现时的环境，他们主要是靠广告收入来维持营运的，而商业机构是否落广告便成了操控传媒的关键。这一点，你只要买一份《苹果日报》便可以知道，各大商业机构的广告几近失踪了。没有了主流传媒的影响力，群众运动及民主运动就失去了一个主要的引擎及扩音机，我们不单少了发声的机会，更听不见同路人的声音。同时，主流的焦点及议题亦更容易被当权或建制所操控。
另一方面当然是群众对民主及公义的意识，没有集体的公民意识，南韩没有可能走到今天。但意识不单是指是否想要民主与公义，而是他们如何理解这些摸不到、捉不紧的价值。建制派在这方面下了很多功夫，他们在社会上制造了很多似是而非但十分易明的口号与标签。他们的「反拉布」是十分成功的谎言，但泛民从来都是在他们所制造的游戏规则下玩这游戏；他们亦尝试统一地称泛民作反对派，近日亦开始自称建设派（而不用建制派）。这些都是在枱底下的战线，但我们似乎没有太大的意识。我们必须明白今天香港的情况，大部份人都没有很多时间思考复杂的政治问题，家长为了供楼及照顾孩子不停的考试测验，没空了解政治议题（我认为楼价高及考试主导的教育是社会操控的一个重要手段）。这当然是可悲，但我们必须面对这现实，我们的战线不单在政治议题的表述，更在争取一般草根及夹缝中产对这些大小议题的支持。（这篇文章未有空间讨论公众教育与软性政治宣传带来的影响。）
看着今天的香港，想着昨日的南韩。他们由公民觉醒驱走独裁的统治，我们则由公民醒觉慢慢地被催眠。看着《逆权公民》，想着今天的香港，也许不是真的那么沉，因为，我深信刚睡的人仍是容易被唤醒的。但我们必须搞清楚战线在哪里，选举不是一日的工程，亦不是一个简单的工程。选举是最平均的财富分配，每人都有一票，博学的有一票，一般知识水平的也有一票。所以，要深耕也要广作，要政治、道德、政策，也不要忘记简单易明的公众教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