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说葛培理带动了一个时代，他的离去又代表一个时代的终结，那他带来和带走的，又是什么？
大型布道会当然非葛培理所创。早期的他，承传着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前期几位美国布道家的路线，乘着当时美国国内的社会政经处境而发扬光大。他开始全职以布道为业的时候，正值大战结束，美国人的心灵和经济都百废待举，大众传媒高速发展，政府为重建经济而大举刺激消费，工业进入了空前的大量生产和商品划一（standardisation）的时期，美国的工业和文化产物也大规模出口到世界各地。葛培理和他的团队，就此乘时而起。
只能说，他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son of his time）。他跟团队采纳了大规模工业生产的模式，把布道会的程序、信息、跟进方式以及各样配套，全部划一，确保效率和质素，又适时使用不断发展的传播科技（电台、电视、人造卫星），把基本上相同的信息，发送给未能亲赴现场参与的人。
香港早在五十年代初，就已经有赵世光、计志文等租用大型戏院开布道会，决志者数以千计。但是一九七五年葛培理一来，以其个人魅力和能耐，拉得不同宗派落水合作（衷诚与否是另一回事），连续一周租用有二万八千座位（未计草地）的大球场，又接通隔邻一万多座位的南华会球场作转播，招募千人诗班，用制作精美的划一材料培训陪谈员，连续数周在电视黄金时间卖广告宣传，摄制现场纪录片日后多次播放。对于当时还在山寨时期的一般香港教会，这些举措怎不令人瞠目结舌？
就是这样，这套讲求大量、划一、包装、紧扣传播科技的美式基督教布道策略，透过葛培理出口来到香港（以及无数其他地区），从此也让香港基督教的气质变得比以前更加贴近美式福音派——我必须强调，是「美式福音派」，而非总体上普遍的、普世的「福音信仰」；两者差异微妙却显着，非本文所能阐释。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也即是七五年葛培理来港之后），世界开始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商品消费市场讲求分众化、个人化而抗拒划一量产；平凡百姓生活高举本地意识和地方文化传统，不喜欢缺乏本地特色的外来文化，更抗拒大财团大帝国的霸权；基督教神学和信仰表述也愈来愈重视本土处境经验，对放诸四海的单一信息感到怀疑。
如是，葛培理和他所属于的那个时代其实早已过去了。我们可以缅怀，可以研究，可以反省，可是如果硬要仿效那个时代的做法，那恐怕是时空错置了。
（编按：本文原载1593期《时代论坛》观点版；主题：葛培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