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东北发展案和占旺藐视案被判入狱的青年朋友们:
公民广场案终于有了终审结果,之锋、冠聪和永康上诉得直,终审法院推翻上诉庭的即时监禁六至八个月决定,恢复原来裁判官依照案情轻重和先例所作的社会服务令裁决。冠聪可以重新考虑是否参选,永康可以如期出国升学,加上东北发展案最后三名在囚朋友颖礼、敏华和伟聪,也获终院批准保释外出等候上诉,这些本来都是很令人欣慰的。
可是,占旺藐视案的刑罚比预期重,而且浩铭不获保释等候上诉,要在监狱里过农历新年,无法和家人团年,而东北发展案的最终上诉结果也充满变数,因为案情不尽相同,终院会否以同一理由,即上诉庭颁布新的重罚量刑指引,不适用于之前已作出的量刑裁决,从而还原东北十三子原审时获轻判的裁决,仍是未知之数。
除了这些不明朗因素,终审法院对公民抗命和涉暴力非法集会的判决,也困扰着你们。终审法院虽然判三子上诉得直,却同时肯定了上诉庭的新量刑指引,即日后如果再次发生占领公民广场事件,就算涉及的暴力程度轻微,法院仍有可能判处即时监禁,你们担忧这个指引会令未来的社运抗争寸步难行。
我明白你们的忧虑,因为终审法院要求的绝对和平非暴力,现实上不容易做到。在大型的游行示威里,总有一些较激进的参与者可能伺机冲击,或者在对峙中情绪失控,也不能排除故意搞事的人混入来插贜嫁祸,要做到百份百非暴力殊不容易。
然而,终审法院这裁决对社运的长远发展,亦可能有一些正面的作用。终院从原则上肯定了公民抗命的概念适用于香港,只要是和平非暴力的政治行动,就算违背了法律,也可获酌情减轻罚则。
就算和平的示威集会后来衍生了暴力事件,上诉庭的新量刑指引只是适用于鼓动、领导或参与了暴力冲击的人,自始至终保持和平冷静的示威者不受影响,仍按平常的准则量刑,也可援引公民抗命准则寻求减刑。
终院划了这条线之后,你们要策动较激烈的抗争行动的确受限制,但自始至终恪守和平的行动却会得到较大的法律保障,长远来说可能令到更多人愿意参与社运,也可能令到更多民众同情社运。
其实,公民抗命的概念本来就是和平非暴力的,不论是马丁路德金、坐牢后的曼德拉,或印度圣雄甘地,他们领导的公民抗命运动,都是标榜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这个理念表面看来软弱可欺,却能够真正改变人心扭转历史,因为和平非暴力的抗争不容易被当权者抹黑,不会让无辜者受伤害令公众视线转移,抗争者付代价受惩处后仍不屈不挠地坚持下去,这种无畏无私的、为社会公义甘愿自我牺牲受苦的精神,具有强大的道德感染力。
回想二○一四年的雨伞运动,最感动人心的一天,不是学运领袖一声令下勇闯公民广场那天,而是八十七枚催泪弹中无名群众咳嗽流泪仍不愿撤退,在呛喉雾烟中撑起雨伞那天。
卢云神父在谈论抗争运动时屡屡指出,抗争者需要做好三件事情,一是祈祷,二是建立社群,三是持续抵抗,惟有通过在祷告中自省,才能洗涤抗争运动在心灵深处留下的伤痕,才能去除内心的自义、愤怒与仇恨。这样才能以信、望和爱,搭建互相扶持的社群,一起走和平抗争的路,持续而坚定地走下去。
东北案最后三名被告获准保释那天,除了在狱中的浩铭,其馀已保释外出的全来了,显示你们清楚知道社群的意义,就是风雨同路,患难与共,不离不弃。至于抗争者的祈祷内省,我推荐卢云神父的《和平篇章》与《和平路上》。你们是为抗争付过代价的人,读这两本小书应有格外深刻的体会。
(原载于作者Faceb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