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的学习危机（global learning crisis）是指校园内不乏学生，教室可以座无虚席，但有许多学生不能够达致学习的目的和效果。问题不在于入学率，而是学生学无所成。二○一三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报告指出，虽然全球儿童的入学率不断提高，但估计仍有二亿五千万儿童没有阅读、书写和数算的基本能力；大约有二亿的年轻人离开学校前未具有生活所需的技巧，包括基本的阅读和书写技巧。9换言之，有学生，有教室，有出席率，却没有教学成果。
教会孩子升上中学便容易失去踪影，「学习危机」是否也临到本地教会儿童和青少年的教导事工？教会面对这个危机，我们不禁要问以下的问题：教会要孩子学习的，他们真的有吸收？教会达到培育的目的吗？教会孩子背负的担子，我们聆听到和跟进了多少？「只管教，不问收成」，表面看来是很高的情操，但要慎防这也是包着糖衣的麻醉药！
本文尝试从学习的经验探讨教会教导事工变更的迫切性，并建议一个半崭新的教学模式以改善现时教会教导的果效。
今非昔比的学习经验
昔日儿童主日学的经验是如何的？一位年长的牧者麦希真牧师，忆述他六岁参加主日学的片段，每逢主日他都可以领取灿烂夺目的「公仔纸」，当时候对他而言，他非常「珍之藏之。上课时间读后面的金句，回家后好好存放起来。以后迁居香港，参加在坚道的香港浸信会的主日学，也是用中国主日学协会的Gospel Light课本，仍是灿烂夺目的公仔纸。」10这段记录应该能够反映出三个景象。首先，小时候的麦希真牧师十分向往主日学的时光；其次，当年中国主日学协会的课本设计能够满足学生的需要；第三，当年麦牧师很有机会是遇到了一位优秀的主日学老师，她╱他懂得善用教材。
普及教育未出现在社会之前，教育是非常宝贵的资源，儿童除了接触圣经的知识，也可以有学习语文（什至接触外语）的机会，再加上额外的物质供应，主日学具有其吸引力。然而，今日香港实行强迫教育，儿童不缺学习的机会，他们大部份亦不乏物质的享受，单单一张「公仔纸」要令小孩子珍之藏之，不是没有可能，能否成事就要看看教师的心思和技巧。小学生的课本内容不会太艰深，有中学程度的成年人，不需花太多时间，都应该能够明白。但明白内容不等如懂得教授内容，教学方法和技巧是需要训练的，不会从天而降。11以上的观点看来是老生常谈，但问题是教会如何训练这方面的人才。
昔日一张公仔纸，就可以令一个小孩子喜上眉梢。时到今日的香港，小学生的生活实在是多采多姿，星期一至五每天在全日制学校上学，放学后可能要学音乐、绘画、芭蕾舞和上各式各样的兴趣班，不论成绩如何，只要父母经济情况还许可，中英数的补习班总有一科是小学生的例牌常餐。如果儿童去到教会，学习的模式跟周一至六的无两样，什至是沉重乏味；此情况持续发生在教会孩子的童年经验里，后果如何？我想像我是一个上教会的小学生，经过六天的紧密学习后，我还可以剩下多少学习的动力去追求圣经的教导！我的脑袋还可以有几多空间盛载教会的学习体验？面对今天小学生的情况，教会内部的教导策略可以如何对应？
导师可以考虑转型吗？
教会要求一个带领圣经教导事工的同工具有教育的专门训练，这应该是合理的要求；但如果教会要求每一个平信徒当上教导圣经的职份前，要具备长受时间训练的要求，这无疑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基于以上的有限条件，笔者有以下的建议：负责教导圣经的平信徒，在教导的角色上转型。
Amel Karboul在Ted Talks中主张以「一课堂、两老师、远程教学」的概念去解决偏远地区中、小学教师不足的问题，她举出的成功例子是位于巴西城市的教师如何支援身处郊区而缺乏教学资源的教师，当中的比例是六十位城市教师支援二千二百位偏远教师。12
Karboul称一班具有专业知识和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为内容教师（content teacher），他们在资源丰富的城市地区把每一个课堂的教材预先制作，当中包括教师的录影、图像、动画、课堂习作、课内和课外活动指引、课后评核等等，经过网络传送给位置偏远的教师使用。Karboul称受支援的教师为导修教师（tutoring teacher），他们的最大任务不是课堂讲解，而是在学生小组中提供较个别的协助，鼓励学生完成课堂习作、活动和评核。导修老师不一定需要长时间的训练，他们只要有爱心，能够带领、关顾学生和维持课堂的秩序便可以（当然还有许多空间可以精益求精），导修教师也比较容易和学生建立关系。13如果导修教师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时，他们也可以利用网络寻求内容老师的快速支援。
两个教师在同一课堂共同协作不是新鲜的事物，但以上所提到的分工，正正能够帮助平信徒在不多的训练背景下，起码可以担任导修教师的工作。随之而来的现实问题是内容教师又由谁来承担呢？大家若回想自己求学期间，可能曾经遇过一些老师，他们不单受学生爱戴，上他们的课既能够增长知识又能够享受学习的过程，大家都会期待上这些老师的课。教导肯定是一个恩赐，也绝对不是一件轻省的工作，优秀的教师实在是难寻的！虽然如此，但其实需要的内容教师数目并不多，从以上60：2200的成功例子可见，现今本地教会所具有的人才，很大机会能够满足众教会的需要。
只要教会愿意把教导的任务分工，教会内部的教导质素就可以提升。导修教师可以由教会信徒担任，而内容教师就由具有训练和教导恩赐的教师担任，他们预先制作教材，包括各类影音多媒体的教具制成品，传送到教会，供导修教师使用。纵使具有教导恩赐的内容教师只是少数，他们的努力和贡献也能够造就众多教会。
可能会有人担心，这种从外来引入的教学模式是否适用在香港教会环境。以上分工的模式不是凭空想像，在香港一所神学院以「生命」为题的查经课程，其实正正是运用以上的分工模式推行，十年来办得有声有色，每次课堂除唱诗之外，主要分为两部份：一、由义工组长带领学员分组讨论及二、一位具有教导恩赐的圣经科老师作课堂讲解（或播放预制光碟）。我们不难看见课程是应用了内容教师和导修教师的分工模式。
该课程的内容教师是整个课程的重心人物，假如更换了内容教师，相信果效可能会下降。在此要强调一点，导修教师不是可有可无。内容教师虽好，都要导修教师扶持，万事是互相配搭的。如果只有内容教师单向式的灌输圣经知识，而没有导修教师协助执行课内和课外的活动，无论内容老师的教学技巧是如何精湛，课程仍然是失却了教育的意义，达不到教学的成果和目的。
总结：根据以上的分工模式，本地教会需要一个制作单位，汇聚内容教师、教材的设计者、电脑及资讯科技的人才。经过他们的协作，产生新的教学资源和教学模式，制作过程中也可以邀请专家（教牧、神学院老师及资深的教育工作者）给予意见。教会内部只要分配和安排好导修教师的工作，教会教育工作的素质便可以提升，有更大的机会扭转青少年流失的现象。至于谁来牵动这个协作计划，这是另一个问题，有待神的带领。
现时的香港不论私校或津贴学校，学生享用的是昂贵的设备和人力资源，14而且学校管理和师资，有相当高的规格。与此同时，教育也被视为一种有竞争性的产业。教育大气候的变更，对教会内部的教育工作有什么启发？教会的教导事工可以忽视社会整体的变更吗？
9.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2013)
10. (麦希真，2011，页29)
11. 笔者曾经在一所特殊学校工作近十年，尤记得最初教导有特殊需要的学生学习双位数乘双位数时，感觉是一件费煞思量的事，体会到教师培训是非常重要。
12. (Karboul, 2017)
13.(Wood and Tanner, 2012)
14. 根据一所位于西九龙的基督教私立小学的资料，一名小学学生学费每年约47,000元，未包括午膳、校车和课外活动费；该校国际小学部学费每年约67,000元。相比本地资助大学香港学生每年学费42,100元还要昂贵。举出以上数字，要表明今天在香港教导小学生，不会是一件的低成本的工作，而且教学设备和老师，也是相当高的要求。
麦希真(2011)。〈七十五年伴我行〉。载金节制(主编)，《传承百年──中国圣经教导事工百周年纪念刊》(页29)。温州，以斯拉团队。
Faculty of Education, 2017.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nline] Available at: http://web.edu.hku.hk/programme/babed_chi_6080/overview [Access 18th Dec 2017].
Karboul, 2017. The Global Learning Crisis-and what to do about it. [video online] Available at: https://www.ted.com/talks/amel_karboul_the_global_learning_crisis_and_what_to_do_about_it#t-477899 [Access 19 Dec 2017]
History and Campus, 2017. The Educational University Hong Kong. [online] Available at: https://www.eduhk.hk/main/about-us/history-and-campus/ [Access 18th Dec 2017].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2013. THE GLOBAL LEARNING CRISIS, Why every child deserves a quality education, Paris: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Wang, Q., 2001. Culture effects on adults' earliest childhood recollection and self-description: implications for the relation between memory and the self.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1(2), p.220.
Wood, W.B. & Tanner, K.D., 2012. The role of the lecturer as tutor: doing what effective tutors do in a large lecture class. CBE life sciences education, 11(1), pp.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