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

【时代论坛讯】今天的香港教会，不时会被批评保守与离地，但由教会成立的社会服务机构，却曾经有过参与抗争的「光辉岁月」，走在激进社会行动的最前线。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在六十周年社庆举办一系列公开讲座，一月八日晚借一九九七年被解散的荃湾合一社会服务中心事件，探讨被规範下香港基督教社会服务之变化因由。

「容不下的激进社会行动：荃湾合一社会服务中心与规範下香港基督教社会服务」讲座，由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及香港中文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合办，并由中大崇基学院神学院讲师兼宗文社董事黄慧贤博士主讲，吸引约五十人出席。

黄慧贤指出，荃湾合一社会服务中心（简称「合一」）的成立，于一九七一年已开始酝酿，其时区内六个宗派的教牧，包括中华基督教会全完堂高元牧师、圣公会荆冕堂鲍彼得牧师、救世军大窝口队林基甸少校（职称等同牧师）、中华循道公会（后称循道卫理联合教会）亚斯理堂沈冠尧牧师、信义会天恩堂贾永振牧师、天主教葛达二圣堂万籁寂神父及当时寓居荃湾的陆汉思牧师，每周三均会相约在区内茶楼「饮茶吹水」作教牧团契，同时更关心社区问题如治安等，更尝试相约官员会面，但在当时港英殖民政府的官僚主义，成效不彰，结果高元牧师开始撰写计划书，并寻求「外国势力」支持，成功获普世教会协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拨款，开办社会服务中心以推动社区发展。

当年美国草根居民运动领袖亚兰斯基（Saul Alinsky）提倡的冲突模式组织居民手法刚引入香港，「合一」亦在实践中写下「辉煌历史」，曾被视为是专发起社会行动的教会组织，在香港教会推动社区发展关注「低端人口」的历史中，占其重要一章，从基本民生及公义议题入手，透过成立居民组织，让居民充权，同时也屡被举例为宗派合一参与的「成功例子」。

不过，「合一」最终落得被解散下场。黄慧贤指出，触发点是「合一」的社工早在一九九四年，便因为荃湾德仁楼、卓明楼天台屋街坊争取合理安置，曾在花园道架起横额及石油气罐堵路抗争，结果包括社工在内多人被捕，事件震撼社福界；数年后，「合一」执委会向机构社工发出三条「参与社会行动守则」，包括要求非暴力及合法抗争，以及私人时间参与抗争亦需获机会总干事同意，引来前线员工不满，双方争持不下，员工代表欲列席执委员会会议被拒后更被解雇，最终员工与执委会间冲突加剧，执委会拒作让步下决定解散「合一」。

「合一」本来走在激进社会行动前线，但最后未能成功过渡九七，黄慧贤认为当中既涉及内部因素，也因着外在社会大环境改变，「由于牧职是调派性，又或当有人离职，当日组织的成立者就不在其位置，不能找到传承，便没有了接班人」，例如当初发起成立「合一」的高元牧师，后来便是移民到美国去。她形容，「合一」的工作后期跟教会愈走愈远，教牧只成为「合一」执委成员，这令「合一」面对一个「怪胎」状况：「由教会而生，却跟教会抽离」。

至于社会大环境之改变，就牵涉到规範基督教社会服务之层面。黄慧贤分析，其实香港教会早年办的社会服务直接帮助基层，但随着七十年代后，社会服务转为透过政府的资助模式，跟政府成为伙伴，便自然地被规管起来，也令自主性减低，「教会成为政府的假老板，政府购买服务，机构自然不可以太激进。」

她又引述崇基神学院荣休院长卢龙光牧师曾跟香港社福界鼻祖周永新教授之对谈，点出香港基督教办社会服务已然变质，不再是动员信徒去服务他人。及至八十年代，当香港面对回归前途谈判，教会一方面希望跟中国打好关系，同时亦放眼中国这个人口什大的传福音禾场，也令教会对争议的社会问题不再作表态，她从而归纳指出教会失去了使命，「找不到办社会服务中的基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