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2014香港教会普查〉公布后，笔者应邀于不同场合分享有关数据时，总结教会整体实况是「能量下降、活力不再」。当然，整体现象有例外情况，如个别若干堂会充满朝气，质与量皆有可见的成长。
就大多数宗派与堂会而言，正处于堂会生命周期「熟年」（1994年平均年数为25年，2014年为34.5年）。当堂会处身成熟期，意味着进入维持状态，平稳停滞就是必然结果。（见上图 ） 再加上未来五年，乃是不少「五十后」教牧与信徒的退休热潮，稳守现状而非锐意发展，就是预料中事。
回顾二○一七年，适逢宗教改革五百年，对全球及本地教会本应是值得振奋的庆典，但从笔者的观察与接触，此种积极向前的动力未见，反而呈现是「疲态毕露」的教会现象。笔者于二○一七年五月四日撰文〈逆势下堂会牧养〉（《论坛》连结）指出 ：「我们不能坚持过往成功方法重新再造，便能走出困局。我们要智慧地选择事工，量力而为，做少而得多；要刻意栽培接任领袖；最后，更要重建整体信任关系，方能适切地牧养会众迎向挑战。」 （《使命与领导》第51期 ） 教会领袖要认清现实，诚实面对，否则逃避事实只会自欺欺人。如刚过去的「香港福音盛会」（二○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三日 ），主办者预期有三十万人次出席，而实况只有十万多人次出席。明显地，主办者高估了堂会的动员与布道能力，现实是返堂会年日愈久的基督徒，能带领未信主亲友赴会的比率愈低。
除了布道的活力下降，堂会的社关参与同样呈现「疲态毕露」。一些因应雨伞运动而成立的团体如「使命公民」、「伞城网上教会」（UCC）等已较为沉寂。本港政治低气压下，社会运动同样陷于低沉。有些活跃的社运人士可能要面对连串检控案件，有些则感到游行集会等也不会动摇政策改变。社运陷于低潮，大多感到乏力感，对前景悲观。
过去一年，习近平成功于「十九大」确立大权集于一身，强政下对教会有更严厉的监管与打压。明年二月正式生效的新修订《2018宗教事务条例》，将会成为内地与本港教会头上一把刀，执政者随时会「依法整教」。香港不用等到二○四七年，二○二七年前已不断被整顿与内地思维与文化接轨。面对现实，教会在位领袖大多选择明哲保身，有些更向执政者投诚示好，这些取态当然会丢人现眼。面对政治气候的逆转，有部份教牧与信徒自然会选择移民，部份已回流的第一代与第一代则「第二次移民」。
研究堂会生命周期的学者指出「不肯放权」正是衰退期堂会的首要面对的挑战。当「第二代」（指战后婴儿潮，出生于1946-65年）教会领袖要「样样关心、事事控制」，权力转移就是堂会不断爆发人事冲突的主因。笔者成长的年代，上一代领袖还有相当大空间容让年轻一代发挥，到了现今，笔者观察与感受同代领袖已「过度监管」，害怕成功建立基业毁于下一代手里。教会领袖过度为下一代有所预备，要权力操控，自然不能与年轻一代建立信任关系。
有宗派内部调查承认「只有一代的教会」（50-64岁），正说明问题的严峻。堂会为何留不下「第四代」及「第五代」？解决方案不是投其所好的「电竞牧养」、改善堂会设施、或善用其它适切技术等，乃是堂会能否建立兼容「代际差异」的文化？「第二代」教会领袖看「大事发展」为理所当然，「第四代」及「第五代」很可能选择「小即是美」。不同价值选取，正反映堂会内的「代际差异」。我们不能简化地妖魔化某个世代，或尝试以上一代信守的非绝对价值（如言语温和等同不讲粗口），对「第四代」与「第五代」一代有些领袖的言行不一与伪善较「讲粗口」更为不堪入耳 （利申：笔者不讲粗口及不鼓励信徒讲粗口 ） ！
倘若堂会文化不变，笔者预见是大量年轻或成年、高学历而富正义感的信徒，会出走堂会成为「教难民」（church refugees，指不情愿地离开灵性家乡）。这些「教难民」不是放弃信仰，乃是不满堂会的权力游戏，又反智又非人性化，于是暂别堂会固定「安居」（settlers），走向漂流，寻觅更真诚的群体生活。
堂会作为生命有机体，应充满无限活力；然而当堂会沦落为官僚机构，样样要规範指引，于是自主与自由空间受到压缩。大多宗派与堂会把合一理解为「一统」，于是只容许一把声音、一个声明与一统做法。宗派与堂会应只求教义一致，逐渐地就不同课题如政治、性伦理、牧师主持圣礼时的衣着、信徒报读神学院等大小事务都要划一。我们「第二代」教会领袖最大的问题是「规管过多」，原意是要保护下一代，谁知带来是下一代失掉本身的自主性，而那些自主的年轻教牧与信徒却不能容于现存堂会内。「第二代」教会领袖可能做成本身的困局，就是执着于过去成功，又要求下一代「照抄」这些成功技巧与经验。
「疲态毕露」正好提醒所有不同世代的领袖与信徒，组织疲劳反映部门与分龄牧区架构欠缺弹性与协作，事工疲劳则是明知乏人参与也要「强力推动」的聚会。教会既是「疲态毕露」，正是我们深刻面对与自省的时机！
（编按：本文转载自香港教会网站，作者为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总干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