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胡清心一文，写得很好。虽然内文批判我写的〈低端人口与高端教会〉，但仍然建议大家一读。我也借着回应这文，补充与澄清我一些看法：
一、我承认，文章的起点是基于我过去一星期在北京家庭教会与神学院教学的感受，以及这几年我在建道神学院普通话学院与内地不同牧者交谈的体会。尤其是这一次公干，我深深体会到北京中产家庭教会发展的急速。（说中国没有「中产」，说「全中国人民都是低端」的情感话，我不跟这个进路了，我所指出的「中产基督徒」很具体，乃指中国社会上流高消费的中上层基督徒。）
我目睹中产教会与基督徒的惊人发展，也在课堂中向他们讲述教会的社会性问题，我亲耳听见他们的回应。然后，我从北京回港后，听闻「红黄蓝幼儿园」以及「低端人口事件」，忆起我在北京所接触的基督徒。带着感触，就写了该文，并将文章起名为〈低端人口与高端教会〉。它表达了我内心的矛盾。当然，这是出于我的主观感受。基于主观的感受，我说「中国中产城市教会零社会性」的说法，确实是有以偏概全的问题——任何一个反例都足以推翻这论述。不过，整体来说，「普遍中国教会没有社会性」的说法仍然是真确的。
二、不过，我的撰文实在没有谴责中国教会之意，也没有强求过中国教会须参与社会而放弃生存。我的撰文目的只有一个：谴责与描述中共政权对教会的操控与扭曲。可惜，怪自己表达得不好，虽然文章已经多次强调教会的处境乃「迫于无奈」、「无可厚非」，但确实容易误会我有谴责之意。毕竟，指出「穷孩子不足」，这话本来就是难听和没有礼貌的。不过，我要强调，我的撰文只是想指出导致穷孩子缺乏的幕后黑手，描述它如何卑鄙与奸诈地间接、直接地导致穷孩子的缺乏。
不过，我明白，指出「贫穷孩子的缺乏」，没有体谅的语气作补充，实在是难听的。从情感来说，面对中共打压的中国教会，我应该表达更多中国教会的付出、同情与欣赏——尤其要指出中国教会在仅存的狭缝下的努力。我承认，这是我文章所欠缺的，也正是我令人误会的原因。
三、有人说我是用香港教会的套路来理解中国教会，说这是我对中国教会情况的无知。我会说，若我强求中国教会要学像香港教会般走出来关心社会，这才是真正的强人所难。我从来没有要求过中国教会要如此行。我已经说了又说，中国教会的情况是「迫于无奈」、「无可厚非」的。我也没有如胡清心所形容，理解中国教会为「顺民」。毕竟，「顺民」这二字具有「意志上认同」的意思。这不是所有中国教会的情况。当然，中国教会有数千数百种：有真心顺服国家的顺民教会；有不畏强权的教会；有被迫无奈选择沉默的教会；有默默祈祷作福音事工的教会；有福音主义传统的保守教会。什么也有。不过，我要说，无论是自愿的、不自愿的、被逼迫的、神学传统所导致的，这些教会都间接、直接在中共的统战手段与淫威之下——这正是我气愤的地方。中共的打压正要收杀一儆百之效——打压某些社会性高的教会，迫使大部份教会沉默就範。结果是：中国教会的低社会性正是中共塑造出来的景象。
四、说「中国教会社会性低」，恐怕这也是胡清心真心同意的说法，她还列举了几个导致内地教会社会性普遍低落的原因：一、不关心政治议题的传统；二、没有整全的神学训练；三、福音派或者基要派神学院。因此，我要说，胡清心其实是同意「内地教会社会性低」这命题。不过，我要强调，相对于中共的打压，以上三个因素仍然是次要的。譬如说，香港教会五十年代皆拥有以上三个因素。不过，随着教会成长的发展，香港福音派教会也正开始走出以上情况。因此，以上三个因素（传统、神学训练、福音派影响）都不是致命性的。惟有中共的打压才是中国教会低社会性的原因。因此，我说「中国教会的低社会性乃基于中共政权的打压」，这仍然是正确的论述——我相信胡清心也同意这点。这也是我撰文的主要命题。
五、有关未来的判断。不过，我仍然坚持我对中国教会发展的担忧—— 一个可以理解、同情、体谅、迫于无奈、无可厚非的担忧。正如胡清心指出，一些曾经积极参与社会运动的家庭教会被打压（正如胡清心列举王怡牧师、贵州活石教会等情况）；另一方面，没有社会性的教会却不断在这空间下增长与扩展。在此消彼长、汰弱留强的教会生态环境发展下，将来在中国黄土之上占大多数的将会是「低社会性」的中国教会——中共消灭社会性高的教会，辅助或默许没有社会性的教会。如此，这正是中共怀柔高压的统战手段。整个中国教会的生态就被不知不觉被塑造出来。
我要说，这无关个别教会的志气与意识问题，而是整个教会生态被中共塑造下来的问题。在中共政权的压迫下，中国教会的成长将会趋向不正常——噢，我又再一次说出「穷孩子的不足」了。不过，我仍然要指出，我从来没有归咎「穷孩子不足」这问题于穷孩子身上。我仍然要说，「穷孩子不足」的现象乃是中共政权的塑造。不过，我却不会说，「穷孩子不足」是正常的事。它可以理解与体谅，但它却不是正常的现象。
六、当然，目睹穷孩子的问题，许多人会选择闭口不言。就算不是要指责穷孩子，也会无意中伤害了穷孩子——这是我最后的体会与反省。
（内文粗体为作者所标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