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东北发展案和公民广场案被判入狱的青年朋友们：
刚看了何洁泓和罗冠聪保释出狱后写的文章，冠聪在政治惊涛骇浪中，力求平静己心，坦然面对困难挑战，那份沉稳教人感动。洁泓的文笔极好，更难得的那颗敏锐的善于体察他人的心，能够从狱中囚友的身世中领悟，为什么在她们漫长的「堕落」过程中没有人扶她们一把？这个社会是否只在乎成功者，而忘记了失败的「低端人口」？
洁泓没有忘记这些萍水相逢的囚友，她说：「在这几个月我尚未再次坐牢之前，也会回去探访几个囚友，当中有九年来只有数次探访的囚友、没有亲人来探的囚友，会为她们送书和亲人近照，让她们的编号被职员喊出，被送到探访室，让她们的狱中生活有所期待，感受到来自外头的关爱，不至于感到被遗忘于铁笼里。」这份心意比战友们积极为在囚者争取改善狱中待遇更可贵。洁泓定意为囚友做的，就像一个负伤的人，自己身上的伤口刚包紥好，便马上去照顾旁边受伤的人，这让我想起卢云神父笔下的《受伤的医治者》。
我们都是受了伤的人
这个星期六下午，我和赆明会有一个约会。赆明会成立了三十年，使命是与哀伤者同行，服事末期病人及他们的家属。我应赆明会邀请，分享了一段与复康医院战友负伤同行的经历，故事标题就是「受伤的医治者」，收录在赆明会的三十周年特刊里。日前我征求了会方同意，把这真实故事在网上公开发表，希望对你们有帮助。文章如下：
遇袭受伤那年，偶然读到卢云神父的作品，很受感动，其中一部触动我心深处，名为《受伤的医治者》。
卢云神父是荷兰国民，自小立志献身天主教会，毕业后到美国深造，研究神学和心理学，后来在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教书，人生最后十年却去了多伦多的黎明之家，服事严重智障的院友。卢云神父在《受伤的医治者》里，记述了一位年轻的见习院牧的经历。这位院牧第二次探访一位需要做手术的中年男病人，病人告诉他第一次手术半途叫停了，因为心脏负荷不了，但医生建议他再试一次，打通大腿被阻塞的血管，否则便会看着腿部组织坏死，然后截肢。病人不想截肢，但又担心第二次手术风险更大，他说自己不怕死，只是不想像一团烂泥那样死在手术床上。
院牧对病人说，你决定冒险做手术，一定是因为外面有许多重要事情在等待着你。病人回答说没有，他没有家人，独自居住，出院后就回到烟草工场，刚好赶上收割季节，等待着他的是无尽的工作。年轻院牧看着这位既生无可恋却又畏惧死亡的病人，不晓得如何安慰或鼓励他，只好祝福他手术顺利，草草结束了探访。翌日，病人进了手术室后，没有再出来。
卢云神父就问，事后回看，这位院牧真的什么都做不了，无法给病人多一点的希望吗？卢云神父认为，其实是可以的，当病人说外面没有任何人在等待他的时候，院牧应该坚定地告诉他：「不对，最低限度有一个人在等你，那个人就是我。明天你进手术室的时候，我会守候在门外，当你从手术室出来，醒过来第一个看到的就是我。」如果病人相信这个承诺，就会记着有一个人在等他，当麻醉药发生效力，医生的手术刀划破他的皮肉时，他的潜意识也会配合，一起努力让他活下去。如果没有这信念，就只能靠手术刀去缔造奇迹。
卢云神父借这个记述传达的信息是，我们都是受了伤的人，成长的岁月、人生的坎坷，留下了大大小小的伤痕，但我们都可以是医治者，可以为别人带来希望，只要我们愿意与受伤者同行。当时我就想，上帝让我在二○一四年初无端遇袭受伤，住了五个月医院，出院后长期做物理治疗，像小孩子学步那样，重头学习走路，到底有什么深意？会不会是想我将来当一个受伤的医治者？从那位年轻院牧的挫败中，学会怎样给人安慰和盼望？一年多后我才发现，这个想法原来大错特错。
坚强活下去二○一四年四月下旬，我从玛丽医院迁往麦理浩复康院，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复康锻练，因为那时候一双腿的坐骨神经线断了，虽然马上动手术驳回，但裂口以下与大脑失去连系的神经线已经报废，膝盖以下的肌肉既没有知觉，也不能活动，必须整天坐轮椅，靠着特制的脚套和柺杖，学习像机械人那样，缓慢地一步一步走路。
在麦理浩进行特训期间，我在一楼的餐厅里认识了病友阿强。医院的膳食为求健康，永远少盐少油少味道，我们做了整天锻练，忍不住推轮椅去职员餐厅叹下午茶，吃那焗得香脆的猪扒包，喝那勾起美好记忆的港式奶茶。阿强告诉我，他在金融机构任职，他哥哥在房屋署工作，许多年前曾接受我采访，还保存了我的记者名片。
我问他怎么受伤，他说是大腿长了一个肿瘤，阻着血液往下流动，他在玛丽医院留医，有长达半年时间，每天晚上要坐着睡，借地心吸力帮助，让血液到达脚掌，只要躺平睡一会便痛得厉害，到最后还是救不了小腿，必须做截肢手术。他说切去小腿后，终于可以躺平睡一整晚，感觉如释重负，来麦理浩是学习用义肢，希望不用长期坐轮椅。我们的共同目标，就是早日告别轮椅，重新站起来做人，为此我们格外努力锻练，经常互相打气，也时常一起喝下午茶。
出院以后，我一直和阿强用手机连系，他告诉我公司从港岛搬了去九龙湾，他还未能完全放下轮椅，不晓得九龙湾商业区是否有足够的无障碍通道。我专门去了一趟九龙湾，从地铁站一直到他公司所在大厦，来来回回走了一遍，观察哪条通道最安全便捷。
到了二○一五年夏末秋初，我忽然收到阿强通知，他在十月份接受教会水礼，希望我和复康院的战友们一起观礼。我问他为什么提早了受洗，原来不是说来年复活节吗？他说近来肿瘤复发，而且蔓延去了肺部，医生说动不了手术，化疗电疗也用不上，只能在家里静养，他怕等不到翌年四月，和其他慕道班的兄弟姊妹一起受洗，所以跟教会的神父商量，让他在十月单独进行水礼。
我和太太去教堂观礼，那天阿强没有戴义肢，穿着一件宽身白袍，撑着两枝柺杖，站在圣坛前接受水礼。受洗后，我们去到旁边的小礼堂，慕道班的朋友轮流上前，跟阿强拥抱，送上小礼物和祝福，麦理浩的一批院友都来了，围着听阿强分享感受，他说生命再无牵挂，安然等待回天家，大家听着都哭了，却又衷心为他高兴。那一次水礼，是我一生人出席过最感人的水礼。
水礼过后，我和太太每个月去阿强家里探望，阿强受肺部肿瘤影响，常常咳个不停，医院借出一部氧气机，用幼细的喉管连到他鼻孔里，让他较容易吸到氧气，减少大力呼吸刺激咳嗽。我们坐着閒话家常，话题离不开时局和家人，他有两个女儿，一个进了大学，另一个即将考文凭试，太太持家有道，下了班回家便当他的看护。我们在麦理浩认识一位年轻院友，名字叫小冰，就住在阿强家附近，也是肿瘤复发，身体日渐虚弱，阿强太太很有爱心，常招呼小冰去她家里坐，鼓励她多到公园活动。
那年圣诞节，我和太太、女儿去西班牙巴塞隆拿渡假，专程去市郊山区参观一座有几百年历史的天主教修道院，那修道院的镇院之宝，是一个据称曾屡次显灵的黑脸圣母像。我念的天主教中学是耶稣会办的，耶稣会创办人圣依纳爵跟这座修院颇有渊源，所以慕名前往参观，我和太太是基督教徒，向来不习惯用圣像或念珠来祈祷，但那次我买了一个小的黑脸圣母像，带回香港送给阿强，鼓励他借信仰的力量，坚强地活下去。
二○一六年的农历年初一，我收到阿强太太通知，阿强咳出血来，进了东区医院。年初三那天，我去医院探望他，他形容憔悴，已经多天无法躺着睡，倦极便伏在桌上歇息，讲说话也很困难。他太太说，近日阿强经常问，为什么天父不早些接他回天家？我听了不懂得反应，冲口而出说，也许天父想你多留一会，看着女儿考完文凭试才离开。阿强听了没说话，只是流眼泪。我心里极伤痛，有那一位父亲不想看着自己女儿中学毕业？可是那肿瘤的折磨实在太痛苦，让人宁可尽早结束一切。
年初八那天，阿强离开了世界。我把信息发给小冰，小冰用短讯告诉我，即使在他最后那段痛苦不堪的日子，阿强哥还是惦记着她，经常发信息关心她、鼓励她。我听了很受感动，阿强的信心和爱心远比我大，虽然他信主不久，但他用生命为基督信仰作了美好的见证。
阿强走了以后不久，小冰的情况也开始恶化，不够气力推轮椅，不敢下楼去公园活动，我和阿强太太商议，合力弄了一台国产的电动轮椅回来，送去小冰家里，她高兴得不得了，果然频频去公园，还用手机拍照传给我们看。我偶而到户外锻练，也拍一些蓝天绿地的照片鼓励她，直到有一天，WhatsApp平台上不再出现双蓝剔，我托治疗师向医院查询，得悉小冰离开了。
谁是负伤的治疗者？短短几个月内，我失去了两个院友，而在整个过程中，我是那样的无奈、无能、无助，完全没法讲什么安慰的说话，给人盼望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只能默默地看着好朋友受苦、呻吟、挣扎。我跟上帝说，我没资格当受伤的医治者，我完全不配；唯有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那胜过死亡复活永在的主，才是受伤的医治者，才能够给活在绝望痛苦中的人安慰和盼望。
随着时日过去，伤痛的感觉开始淡出，与阿强短暂却深刻的同行经历，给我留下的印记，变成温馨美好的回忆。想起他，我就想到那张坚强的脸，躺在治疗室里拚命锻练；那份单纯的信心，单脚站在施洗台前，向全世界宣认他的信仰；那份热挚的盼望，知道死亡并不可怕，只是永恒生命的开端；那份无私付出的爱，在自己最痛苦的时刻，仍不忘安慰身边的亲人和朋友。这一切，抚慰着我被伤痛折磨的心，给我勇气和力量。我终于明白，他是那受伤的医治者，上帝借着他医治与他同行的人。
（原载于作者Facebook，分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