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东北发展案和公民广场案被判入狱的青年朋友们：
这个星期又听到关于你们的好消息，东北发展案十三名被上诉庭改判入狱的被告人有八人获得上诉许可，向终审法院就刑期覆核裁决提出上诉，相信很快可以获准保释外出等候上诉，而其馀几位未获得上诉许可的被告人，也可以尝试向终审法院直接寻求许可，由于各人案情大同小异，相信获准上诉的机会颇大。
为什么上诉庭会同意八位被告人的申请，我相信是因为之前终审法院在双学三子的公民广场案中批出了上诉许可，并且解释这决定是基于上诉庭覆核量刑裁决有四点重大争议，包括应否以上诉法官的案情推断取代原审法官的事实裁断，以及量刑时应否考虑被告人犯案动机出于公民抗命等。由于终审法院作了这样的决定，当东北发展案的被告人提出相同的上诉理据时，上诉庭便不得不跟随终院的逻辑，批出上诉许可。
当然，获得上诉许可并不表示上诉一定成功，但能够把案件提请学识、经验、地位都比上诉庭优胜的终审法院，让五位终院法官共同审理这些关乎公民权利的重要事项，然后向公众详细说明裁决理据，对香港法治往后的发展是相当重要的，也可以为未来的政治集会提供指引。
这个星期想和大家谈一谈同袍恩怨，因为我注意到双学三子获保释后，香港众志内部似乎有一些争端。如何处理这些「内部矛盾」，完全是组织的持份者的职责，我没有任何意见。我只是从这件事联想到，卢云神父与迪尔神父之间的一段「恩怨」，觉得值得和大家分享。
约翰迪尔（John Dear）是天主教耶稣会一位积极参与社会运动的神父，一九八九年初，他的一位修道院朋友把卢云神父写的新书《奉耶稣的名》寄给他。当时他住在首都华盛顿，替教会服事无家者，那时天气极冷，他穿了一件有长衣袋的蓝色大外套，顺手便把卢云的小书放进衣袋里。有一天，他去到市长办公室外，参与抗议政府削减公共房屋经费的示威，与一群露宿者一起阻塞了市议会的大门，他正向来采访的记者解释诉求时，被几名警察推进一部升降机后正式拘捕。
在拘留室里，他无意中翻衣袋，发现卢云那本小书，便拿起细阅，当看到卢云说：「我深深相信，未来的基督徒领袖是被呼召成为对这世界完全无足轻重的人，仅以脆弱不堪的身躯立于世间，除此别无建树」，「这就是耶稣向世界彰显上帝大爱的方法」，「唯有这样，他们才能履行神圣召命，与那些和成功光辉无缘的伤痛者紧密联结，带给他们耶稣的光辉。」迪尔被卢云的话深深打动。离开拘留室后，他给卢云写信，二人成了莫逆之交。
迪尔从一九八五年起不断造访中美和南美，切身体会厄瓜多尔、尼加拉瓜、危地玛拉等国的贫穷、战乱和政治逼迫，参与当地的人道援助工作。返回美国后，他去加州柏克莱修读神学，积极参与公民抗命运动，要求美国政府停止对中南美的独裁者提供军事支持，后来因参与反核武示威坐牢。在这些抗争岁月里，卢云一直写信鼓励和支持他，与他分享自己的属灵经验。
一九九二年底，迪尔刚结束海地之旅，亲眼看到当地的赤贫苦况，并从当地神父和修女口中，听到许多人为公义奋斗被迫躲藏地下的故事。回到加州寓所时，迪尔收到卢云寄来的新书：《活出有爱的生命》，这本书是卢云应一位相交多年的记者朋友邀请，为居住在纽约这种大都市里、每天为事业打拼劳碌、却又渴望心灵转化超越的人而写的，借着圣餐礼仪中四个动作：拿起、祝福、擘开、递给，来阐明基督信仰的核心意义——我们是蒙上帝锺爱的儿女。
迪尔看了这部书，虽然挑不出什么错误，但他认为这本书有极严重的遗漏，就是没有提到基督信徒活于世间应奋力追求公义，为一切受压迫的弱势社群发声及抗争，不能只是活在蒙爱被爱的良好感觉里。他马上写信给卢云，提出尖锐的批评，说这书没有正视第三世界的苦难，完全脱离现实。卢云收到好朋友怒气冲冲写来的投诉信，没有动气反驳，只是继续给迪尔寄礼物，包括着名画家林布兰的画作〈浪子回家〉的复制海报。
好些年后（相信在卢云逝世后），迪尔重读《活出有爱的生命》，才看到卢云有提到世界的不公义，以及他对信仰生活应涵盖为公义与和平抗争的信念，他才想起卢云离开耶鲁与哈佛，尝试去中美洲的贫民区生活，最后应上帝呼召去了多伦多黎明之家，照顾严重智障院友，他对自己恼怒卢云感到后悔。
不知道是否出于赎罪之心，迪尔花了很大力气，把卢云在各个不同场合谈及和平抗争的讲章和祷文辑录起来，成为一部叫《和平路上》的书，并且在书的序言中，详细记述了与卢云相交多年的「恩怨」。
我们离开温暖的校园，踏足复杂的社会，很自然会与一些志同道合的人结成朋友，一起工作或一起参与社运，在某些特定的时空里，可能会因为意见不合，或者因为利害冲突，对同袍产生强烈的不满，什至要割席断交。这些恩恩怨怨，也许是人生难以避免的风浪。惟有时间可以验证人心，一个人的真性情如何，人生路最终怎么走，一时三刻可能看不清楚，十年八载就一清二楚，逃不过时间的验证。假如有一天发现自己从前看错了，错怪了朋友，记得向他送上一句祝福。
（原载于作者Facebo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