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二十年，香港教会的发展，对应香港与中国的发展，二○○九年可以说是一个重要分水岭。○九年的本地教会如同「盛世」，各类事工有蓬勃的成长。那段时期，不少堂会与机构，受「好大喜功」文化影响，成为「超大堂会」等同亮丽业绩的说明。
到了二○一四年雨伞运动，教会整体形势陷于劣势，面对着「内忧外患」的困境。大多堂会面对青年信徒与「信二代」出走现象，大专生与初职信徒是不少堂会年龄层人数最少的一环。会众年龄老化，再加上堂会本身成立年岁老化，这双重老化意味着活力不再、承载力下降，而部份堂会结构的老化与僵化，更与时代社会脱节，堂会只留得下成年、长者与儿童。外患则是整个后现代文化思潮、极端主义、极度自我中心与消费心态等氛围，皆不利于信徒活出信仰的价值。成功神学与实用主义不知不觉间成为教会领袖奉行的潜规则，无论堂会或机构，够大够多方为成功，自然受人爱戴与追捧。教会江湖，乃是成王败寇，跟红顶白是新常态。
目前香港教会最大外患肯定是「中国因素」。当习近平主席于「十九大」展示大权在握，要落实全面管治，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政主教从」就是必然发展的趋势。有些教会领袖却可以继续「装睡」，当作没有事情发生，堂会运作照常。
习时代宣告一国两制必会成为一制，原先承诺已失掉，诠释权全在中央官员手上。笔者对教会前景是悲观，不认为扩堂发展适合时宜，反而本港教会要重新思考化整为零，超大堂会自会树大招风，面对无形之手干预。堂会发展契机不宜投放在硬件上，这些会因政治投诚而失去原有效用。教会发展契机就是回到基本：我们要锐意培育自主、自立与自养的门徒：能在任何场景有敬拜与团契生活，能独立思考有辨识能力了解威权下教会生态的转变，能持续学习与实践信仰。
堂会要作最坏的打算，教导信徒有智慧与有勇气与政权「周旋」，有些次要的事可作妥协，有些底线必要坚持。惟有我们能认清形势，了解虚实，就能预备好个人与整体迎向前面的严冬。那些宣称一切不变的与平安和谐的，教牧与信徒要有所辨识；前路是不易走的，本地教会不要向美国教会取经了，反而东欧、中东、南韩、内地家庭教会及台湾长老会等，这些信徒与政权「周旋」的智慧，正是我们可以借镜的。
习近平时代是教会发展的Kairos，就在乎你对真教会的理解是怎样。
（笔按：文章原刊登于《时代论坛》1576期，2017年11月12日。）
（编按：本文转载自香港教会网站，作者为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总干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