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

香港教会一向积极参与社会服务，不遗馀力。打从宣教士来华宣教，开拓及承办多元化的服务，救济扶贫，援助弱势，办学传道。至今，香港不少宗派设立社会服务部门，持续发展；地区堂会则以聚会场地提供服务，布道与服务并存，促进整体社会的福祉，有美好的见证。

然而，因着社会服务的专业化与管理的过盛发展，教会服务已变得过于依赖政府的资助，致使行政工作繁重，交数文化，营办社会服务日渐受到外在因素所支配，福音事工难以融入其中，角色与协作早已不在教会的手中。与此同时，堂会忙于内部牧养，要兼顾服务的扩展，拉力什大。教会面向社群的需要，服务的提供与福音使命的践行，要有智慧作出适切的规划与定位，才有助堂会的整体发展。

由于基督教与社会服务的讨论範围较为宏观和广泛，此文涉及的讨论或略欠深入，希望在篇幅上能在堂会与社会服务方面，作出探讨，引发想像。

政府资助与社会服务

如前所述，目前一些宗派、机构及堂会都有正式成立社会服务的部门，提供具专业和完善的服务，对服务使用者有较好的照顾，这是肯定的。基督教社会服务机构的成立是有助向政府申请资源，长远推动，无可厚非。

诚然，教会机构发展社会服务亦存在不少隐忧，由于接受政府资助的制度（subvention system）及问责（accountability），服务的提供要聘任专业人士，不论是前线或是管理人员，与营办宗派在服务宗旨的执行，存在一定差异，承办社会服务的初衷亦出现变化，带来负担多于产生协同效应（synergy），渐渐也离开了原来建立服务的理念和理想。卢龙光牧师指出，不少教会机构在接受政府资助后产生不少内部行政问题，失去了「回应社会的需要」作为服务宗旨的原意。（《基督教周报》第2296期，2008年8月24日）

另一方面，堂会接受政府资助设立社会服务中心，借用中心场地作为聚会的地方，中心则于开放时间提供服务，彼此配搭，原是美好。可是，资助服务需要聘请专业社工运作（professionals），教会将服务外判，走向更专业化的方向；教牧人员并不能于服务中宣讲福音，意味着将福音事工与服务结合的主导权分割出去，不再属于教会。笔者曾经是前线社工，也有担任中心主任的经验，明白要在堂会与服务之间，找到共同关注与分工，以致能达至服务与宣教的平衡，并不容易。问题不是社会服务本身，而是现时行政架构、专业化发展与政府资助制度下的期望，加剧分歧。你可以想像，堂主任是中心主任的上级，外行如何有效与内行合作和进行督导？就算堂主任具备社工训练，在角色的协调上也什为困难，谁是服务的带领者？谁是宣讲福音与服务的结合者？倘若堂主任兼担中心主任的角色，将会带来繁重的协调，教牧人员在牧职与服务的角色如何兼容？笔者明白堂会在服务投放的财政和人力，以致不能不作出计算，这正正是不少堂会营办社会服务的困局，陷入进退两难的局面。

近日，有教牧向笔者大吐苦水，分享其堂会所营办的服务单位，虽然没有接受政府资助，但管委会重视专业化服务，以致在配搭上仍有很多限制，人力拉扯很大，也造成堂会在财政上的担子。笔者只能建议，教会不能抱残守缺，迷信「专业」，一成不变。否则，营运社会服务只会成为重担，而不能对堂会福音事工有裨益。教会要认清社会服务的专业化，有其规範的发展，堂会并不能一厢情愿，以为服务必然能配合福音事工的扩展。笔者观察很多堂会提供的社会服务，大多是与堂会福音事工无直接关系，出现服务归服务，传道归传道的情况。故此，不少宗派和堂会的社会服务部门已走向独立运作，教会与服务各自发展。

堂会与社会服务

根据《2014香港教会普查统计数据集》，堂会以聚会地点提供社会服务有66.0%，占整体849间，较2009年的63.9%略高。在十六项社会服务类别，以温习间服务和扶贫服务的堂会分别占198间及186间，当中超过九成是堂会以自资方式推行（参表一）。其他较常采用的社会服务有阅览／自修室、长者中心／长者服务、社区中心／社区多元服务及新来港人士服务等。

社会服务类别	堂会占服务类别数目及比率		有由政府资助
	堂会数目	堂会比率	堂会数目	堂会比率
温习间服务	198	15.4%	4	2.0%
扶贫服务	186	14.5%	15	8.1%
阅览／自修室	125	9.7%	51	40.8%
长者中心／长者服务	116	9.0%	48	41.4%
*社区中心／社区多元服务	94	7.3%	15	16.0%
新来港人士服务	88	6.8%	3

香港教会近七成为中小型堂会，不少在资源和人力上十分欠缺，难以独力运作较完善的社会服务，多数堂会只能以自资形式运作，或只有部份项目接受有关津助，堂会在此处境下，反而能善用场地提供服务，借此接触邻近坊众，作出牧养关顾，更具灵活性（flexibility）和做到动员（mobilization），灵活是服务的量与方式可作多变，动员是会众能按恩赐参与，堂会因应场景作出适切的回应。

一般而言，温习间所占的地方较弹性，中小型堂会乐于采用；透过旅行、小组及家庭探访等，亦容易接触社区中的基层家庭。或许，教牧在关顾方面经验未必足够，需要付出较多时间，若还要亲力亲为筹办活动，心力和时间皆有张力，堂会这方面可邀请福音机构合作，以补不足。与此同时，牧者要动员事奉人员的参与，在推行服务与牧养关顾上有所支援，以免被服务牵着走，影响整体的牧养素质。

布道与社会服务

按2014教会普查显示，有关堂会的布道实践方式，采用纯信息只有25.1%，其馀大多数是与服务并重。而实践服务为布道方式占72.8%，比较2009年的60%，有大幅上升（参表二）。

布道实践方式	2004	2009	2014
信息	96.4%	96.3%	97.3%
服务	57.7%	60.0%	72.8%
权能	11.3%	15.2%	15.9%

以服务作为布道的策略，故名思义，服务只是方法和接触延伸，无需受到堂会场地所局限，堂会可以采取外展手法，在校园或社区，或是探访与小型嘉年华，作出布道。换言之，堂会能按其天时、地利、人和，作出部署，采取做少得多（less is more）的策略，对中小型堂会较为可取。

此外，笔者认为中小型堂会（50 - 100人左右）可以与邻近的堂会合作，凝聚教牧及信徒联合推动，由教牧同工先作带动，交换讲台、温习间、家庭活动及青少年历奇等，均能带来堂会向前的动力，强化教牧的领导力。

教会使命与社会服务

近年社署透过不同渠道主动接触地区堂会，邀请一些堂会成立非资助式的睦邻中心，政府以优惠租金租出地方，让堂会以场地营办服务却同时可用作教会聚会。一般是位于屋邨的地铺，服务基本上没有接受政府资助，主要经费由堂会一力承担。然而，这种打正旗号提供社会服务的睦邻中心，虽然其自主性较大，但却同样要面对提供社会服务的压力。以笔者所认识一些堂会，为了回应服务需求，要聘请一至两名职员负责运作，财政与工作量需要作出调适。曾经有教牧分享，堂会在运作服务提供方面确实遇到人手上的紧张，特别是每天提供的偶到服务（drop-in service），在中心人手不足的情况下，教牧也要走位，造成不少压力，牧者做服务多于牧养。面对这种处境，堂会需于服务提供与福音事工方面，作出适切的调整，例如可先减少偶到服务的开放节数或缩减时段，无需天天开放两节什至三节时间，以达至服务与人手的适当分配。其实，堂会要问不是要办多少社会服务才足够，而是要思考从教会使命作出发，达致布道与服务的「不可分割」。

在《使命群体Win．Build．Send》的序言中，连达杰牧师指出「使命教会」（Missional Church）是一个蒙主耶稣救赎的属灵群体，受主委托，被差进入不同地域、民族、文化及国家中，完成教会在地上当有的任务。换言之，使命教会最终是要「得人、建立、差遣」。教会作为使命群体，每当堂会过于重视扩展社会服务而盲目追求更专业化，接受过多政府资助的时候，便会侧重服务，对堂会的牧养质量造成阻碍。正如郭乃弘牧师在《更新地方教会的策略》指出：「今天上主之国和世上的国的距离是何等的遥远，两者更遭各种人为因素重重阻隔，教会的使命就是要把两者（尤其是上主的意念与人的意念）拉近与接连。教会要努力借宣教与服侍（mission and service），把上主之国的质素反映在这世上。」（页56）。因此，堂会的社会服务并不单是质与量的增加，而是教会使命的践行，切实做好福音与服务的结连。

结语

借用前香港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总干事刘国伟在〈五十年来社关路〉的一段分享作为本文的总结：「放眼未来，倘若教会在社会关怀事工上，要有具体的承担，则必须检视自身的动机，并需要具备长远的事工策略思维，及建构事工及行政框架，找到社会服务与建设教会的接合点（不一定要植堂，却不能不与个别堂会事工连接。）以图长线投身有需要的群体或社区当中。」

企盼，香港教会走出「社会服务」的迷思，达成教会的使命。

（笔按：本文刊于第54期《使命与领导》，2017年11-12月。） 

（编按：本文转载自香港教会网站，作者为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执行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