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于十一月四日将《国歌法》纳入《基本法》附件三，特区政府启动本地立法程序，特首林郑月娥表明不设追溯期。草案未出炉，各式议论已纷至沓来，由关系比较清晰的「泰国奏国歌必矗立论」、「追溯期灰色地带论」、「自己执生论」，到愈扯愈远的「国家杀人无事论」，目不暇给，有些几臻表忠之极致。不过这些议论是否有助本地立法过程能够理性梳解分歧，尊重特区的宪制法制及社会实况，实在惹人疑窦。
以「国家杀人无事论」为例，其紧跟内地「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一套管治思维，显而易见。不过在香港，死刑早已废除，纪律部队成员执行职务时使用武力不当的也要面临刑事起诉，连管理监狱的政府部门名称也要标榜惩教兼备。内地近年强调，对港全面管治权要与保障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有机结合起来；那么「国家杀人无事论」又如何与一向为香港社会所认同为良好目标的和平理性非暴力价值得以有机结合？《基本法》下保障香港生活方式的承诺，又应从何谈起？无人会否认，在这缺憾世界里，面对犯罪人性的险恶，合法武力的准备和使用是无可奈何的事情。然而暴力总是易放难收，即使有严格规管的纪律部队亦不能百份百保证武力不被滥用，伞运期间的暗角七警案即属一例。更何况，真实的尊重，总是靠赢取而来，而不是靠威权压迫、扫除异己而得。
倘若《国歌法》的订立是为了让更多人尊重国家，那么更多威吓的言论，更多使人动辄得咎的扰民建议，肯定只会弄巧反拙。
关于对在上有权柄者的顺服，圣经有清晰记载，例如「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罗十三3）；但当政权不能达致赏善罚恶，什至以国家为敬拜的偶像，到这时刻，对基督徒而言，顺从神不顺从人就是应当的（但三；徒五29）。当中的判断，既涉及良心自由，也涉及不同时刻社会独特处境的诚实分析。这些方面，亦攸关一个世俗社会的自我改善；但于信徒教牧而言，更重要的是因为教会的元首永远是耶稣基督，没有其他。没有任何事情会横亘于我们和上主之间，因为我们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罗八38-39）只是，今天教会的表现，能否让世人清晰看见这份无伪的信心？我们社会的良心自由，又还有多大的空间，需要大家尽力捍卫？求主鑑察，求主怜悯，求主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