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

因东北发展案和公民广场案被判入狱的青年朋友们：

 

大概你们也看到新闻，有十一位在国际司法界很有名的大法官、御用大律师等，联署了一份声明，关注你们的个案，指法院改判「双学三子」入狱，严重威胁法治，我相信这份声明对你们是很大的鼓舞。虽然声明大方向正确，但其中关于「一罪两罚」的质疑，我和好些研究过判词的法律界朋友认为，似乎并不对焦。

 

你们的个案最特别之处，是两宗案件中只各有一名保安员在混乱中脚趾受了轻伤，显示案件实际涉及的暴力程度轻微，远轻于本地和海外许多类似的非法集会案。原审裁判官是建基于这个经审讯确认的事实，才轻判你们社会服务令，但上诉庭却推想，假如发生更严重的拦截碰撞，潜在暴力风险可以很高，因而重新推断案件涉及严重暴力，须即时入狱六至十三个月。这种以推想代替证据的量刑裁决，才是造成不公、危害法治的癥结，并非「一罪两罚」。

 

即使在本地社会，有许多不同情你们的人，没有认真研究判词，就认定你们下狱是罪有应得。同样，有许多支持你们的人，没有认真研究判词，就认定你们是受到司法迫害。其实，两种认定都可能失诸偏颇。

 

最近看了黄之锋年满廿一岁写的监狱扎记，当中有一段说：「因冲入公民广场被判囚入狱，我在监房里再次反思促成雨伞运动的历程。很多人把这归功于学生的勇气或政治领袖们的洞见，但我认为大家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三十年来香港人争取民主所累积得来的社会基础，才能承托得到雨伞运动的诞生。」从这段话来看，之锋真的成熟了，懂得承先启后的道理。

 

上周日看了一篇岑敖晖的访问，当中有一段很触动我。「岑敖晖犹记得，两个月前，他的女朋友何洁泓正要面对上诉庭就反东北拨款案作刑期覆核的裁决，上庭之前，他的手指轻轻碰一碰她的手指，二人交换一个眼神，匆促而含蓄地道别，然后她就步入法庭。看着情人的身影，愁绪袭来，『嗰吓我开始觉得好难过。』岑忆述，他独自坐在五楼五号庭对出的位置，哭了出来。到开庭时，他的情绪已经平伏。」「可能系一四年遗留落嚟嘅毛病，我喺人多、有记者嘅地方，情绪就会好冷静……自然开咗个mode，系强行、自动地压抑咗身边某啲身体反应同情感。」

 

这篇访问让我想起许多事情。年轻的时候，我比较多愁善感，情绪容易上落。加入新闻行业后，我不断提醒自己，要保持客观冷静——要控制情绪，才能作出准确的报道和理性的分析。日子久了，我发现自己真的「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面对各种激动人心的大新闻，例如九一一恐袭、南亚海啸、汶川地震，我都可以无动于衷，至少，在完成每天的新闻写作之前，我可以让自己没有半点情绪流露。

 

二○○五年，我父亲离世，那时正好发生了董建华突然辞职的大新闻，曾荫权走马上任，我和报社同事花了几个月时间，深度采访政坛中人，发掘董落曾上背后的故事，写成系列报道。为了专注于工作，我压抑着自己的情感，结果在父亲丧礼前后都没有痛快地哭一场，别人看来可能觉得我很坚强，但我知道那哀伤悲恸并没有消失，只是无法表达出来。直到几个月后，某一晚半夜做梦，突然哭醒过来，整个枕头都哭湿了，那情感才稍得宣泄。

 

二○一四年遇袭受伤后，我住了五个月医院，常常看到自己和别人脆弱的一面；加上离开了新闻岗位，不用刻意控制情绪，慢慢地，我的心恢复有感觉，可以感受到哀伤、悲恸，竟然懂得哭泣了。虽然在别人面前尽量不哭，但独自一人的时候，在重温旧日伤痛记忆的时候，我便忍不住哭起来，尽情地哭了好几回。

 

学懂面对哀伤悲恸以后，我才明白为何耶稣说：「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太五4）从前我以为，哀恸表明有悔改的决心，人既悔改回转，上帝便赦免安慰。后来，我体会多一重，人活在社群中，哀恸在人与人之间搭起桥梁，上帝借此带来安慰与帮助。最近，看多了一点诗篇和先知书，体会又多一重，人往往要走到绝境，被打倒在地，失去一切希望的时候，在深渊中向上帝发出悲伤哀恸的呼求，才真正与上帝相遇。原来，悲伤哀恸的呼求，会触动上帝的心，会牵引上帝的手，让呼求者在绝望中重燃盼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