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东北发展案和公民广场案被判入狱的青年朋友们：
我一直想为你们和关心你们的人，包括那些恒切为你们祷告的人，做一点有用的事情，但不知道可以做什么。除了文字写作，我没有别的专长。过去三年多，在遇袭受伤后，我多了时间阅读、思考，看了许多关于苦难和黑夜的着作，于是想到把这些阅读和思考，因应你们当前的处境和身处的时代，写成一系列的信函，盼望为你们在漫漫长夜里燃起一点烛光。
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是我最喜欢的神学家，他的《追随基督》和《狱中书简》伴随着我成长。当我想到你们为了理想和使命，被上诉庭改判入狱时，《狱中书简》的几段文字就浮上心头。第一段是潘霍华入狱之初写给父母的话：
「你们想像中监牢生活所意味着的不舒服，如肉体的痛苦，似乎并不叫我难受，我自己也觉得奇怪。干面包就够我当很好的早餐了，有时候我竟有额外的美点吃。对于监牢的硬床我更不介意，从晚上八点到第二天早上六点我睡得很好。更觉得奇怪的是自从我来到此地，我就不觉得需要香烟。我深深的相信，这与心灵的因素有很多大的关系。经过了这么大剧烈的变动，我的心力确有大大调整的必要，肉体上的要求可以暂时留在后面，我发现这对我本身是个真正丰富的经验。我不像一般人那么不惯于寂静，这一次颇像给我灵魂来个「蒸气浴」。唯一叫我担心的，是想到你们或会因我的缘故而寝食不安。我很抱歉，增加你们这么多的烦恼，但这不是我的错处，不过是我的命运！」（1943年4月14日）
「我已经在监牢里四个星期了，我自始就觉得对于接受我的命运没有什么困难，现在更觉得习惯了！这虽是可宽慰的事，但其自身又引起问题，因为我既不希望，也不应该过惯这种生活。.......白天约有十四个钟头，我以三个钟头的时间在这斗室里往返行走——一天走了好几哩路，加上那半个钟头户外的运动。其馀的时间用在阅读背诵和写作。」（1943年5月5日）
「监牢的生活使一个人感觉到自然界是如何不知情地在运行其恬然无忧的生活，使人几乎与动植物都发生了感情——除苍蝇之外，我实在无法对苍蝇发生感情！囚徒因为周围的环境冷酷，缺少温暖和友爱，为补偿这缺陷，就对于任何事物都加上过度的感伤。当我遇到这种情形时，我觉得最好是以冷静与幽默来节制自己，否则这将叫我完全失掉平衡。」（1943年6月24日）
这些七十四年前一位基督徒知识份子在柏林提曹监狱里，告诉父母亲他如何「适应」监牢生活的话，对于今天被下狱的香港青年，也许仍有参考价值，尤其关于运动和阅读。这几年我体会到，身体的锻练和灵性的操练似乎有着紧密的连系。
第二段是潘霍华在一九四二年的圣诞节写给几位参与推翻希特拉秘密行动的亲友和军方将领的文章，后来收录为《狱中书简》的附件，标题是〈十年后〉，文章背景是希特拉上台十年，德国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独裁者残暴专政，民主、法治和基督宗教的制衡彻底失效，犹太人被集体屠杀，整个世界卷入战争，千万生灵涂炭，潘霍华在这样的处境中提出的问题是，知识份子还有什么安身立命的依据？面对赤裸的邪恶、粗暴的强权、残酷的战争，理性、道德、良知、责任、自由，都站立不住。
「诚然的，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世代，像我们的时代只有这么少的一块立足地。无论选择哪一方面都是同样的不可忍受。……罪恶庞大的假面具蹂躏践踏了我们一切的伦理观念。罪恶披戴着光明、善行与历史要求等假面具，完全迷乱了所有受过我们传统道德制度薰陶的人。然而对于以圣经作为生活规範的基督徒，这不过更确定了罪恶的劣根性。」
「唯理主义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唯理主义者的动机固然是好的，却是幼稚地缺少了真实性。他幻想着以一点理性就足以纠正世界。以他的浅见，他希望使各方面都获得公平。但在诸种冲突势力的混乱中，他竟被颠簸得一无所成，他因世界的不够理性而失望，最后认清了自己之徒劳无功，从战斗中退却，懦弱地向胜利者投降。」
「道德狂热者的全部崩溃比这更糟。他幻想着他的道德纯洁可以与罪恶势力相抗衡。可是，他像壮牛冲向红布，而不是冲向拿着红布的人，终于筋疲力竭而屈服。他仅纠缠着一些不关紧要的东西，以致陷入于对手巧妙的圈套中。」
「然后来了个有良知的人。在那必须作抉择的情形下，他单枪匹马地与那强大怪物相抗衡。但是因为有许多冲突正在发生着，而所有冲突都要求根本的选择，而他除了自己的良心之外，没有任何指导或援助，以致粉身碎骨。」
「当一个人面对许多难于选择的方向时，最稳妥的出路似乎是选择『责任』一途。他把握住『绝对命令』，认为唯有这才是靠得住的。这绝对命令的责任是在创立者而不在于执行者。但当一个人局限于责任的範围里时，他从不自主地作任何冒险。......只是有『责任』感的人终必被迫去给恶者他所应得的。」
「自由的人又怎样呢？……他必须儆醒，否则他的自由将变为他的毁灭，因为他在两恶之间作选择时，会错认那他所想避免的较大邪恶原来是那较小的。在此我们有了悲剧的原料。」
「有人从公共生活的混乱中，从私人道德庇荫所去寻找避难所。这种人，对他们周围的那些不公平的事，必须闭着嘴，闭着眼睛。他们唯有自欺，才使自己不因责任的行动而沾染罪污。他们虽有所成就，但他们未竟的事业，却使他们宁静的心灵感到苦楚。他们若不是在这纷乱中沦于四分五裂，就是变成法利赛人中的最伪善的人。」
「谁真正站立得稳呢？唯有一种人，他最后的标准不是他的理性，不是他的原则，不是他的良知，不是他的自由，也不是他的道德；他愿意随时牺牲这一切，凭着信心，以顺服与应命的行动遵从上帝的呼召，与他完全的契合。这种人要努力使他整个生命响应上帝的呼召。」
这些说话也许有点艰涩，当年德国的情况跟今日的香港也截然不同，但事不同而理同，我们同样需要思考，我们在公共领域的行动有何依据？不论是「和平理性非暴力」、「公民抗命」，或是「行公义、好怜悯」、「守护家园」，我们都需要检视其背后的理念和价值判断，并重复问自己：这个立足点稳固吗？经得起考验吗？可以作为未来行事依据吗？
最后一段《狱中书简》，是一九四四年七月廿一日写给挚友贝特格的信，那是在刺杀希特拉失败消息传出之后一天，当时一切提早结束战争和拯救德国的希望都幻灭了，参与行动的亲人和好友注定被虐待及处决，潘霍华自己也难逃一死，就在这样的处境中，潘霍华留下了这段震惊世人的话：
「一个人必须完全过着今世的生活才能学习到信心。一个人必须放弃把自己造成某种人物的企图，无论是想做圣人、悔改了的罪人、教徒（所谓祭司式的）、义人或不义的人、病人或健康者。这就是我所说的现世的意义：即负起生命的一切责任与困难、成功与失败、一切经验与无可奈何之事。就在这样的生命中，我们才把自己无条件地交在上帝手里，参与他在世上的苦难，与基督在客西马尼园一同儆醒。这就是信仰，就是悔改，也就是一个人所以成为人和基督徒的意义。这样，当我们以参与上帝的苦难而生活于今世，成功怎能叫我们傲慢，失败又怎能使我们走入迷途呢？虽然我写得这么简短，相信你已懂得我的意思。我很高兴还能够学习这些，并且知道这唯有在我生命的旅途上才能学习到的。因此我感激并满意于我的过去与现在。」
许多年后，贝特格重看这段话，才忽然注意到最后一句有点奇怪，他明白潘霍华为什么满意于自己的过去，他从不后悔在战争爆发前夕坐最后一班船从美国回到德国，参与同胞的苦难，但为什么说满意于他的现在呢？为什么对计划失败不表示遗憾而表示满意呢？贝特格认为，那是因为行动向世人证明了德国国内仍有勇气与良知，潘霍华选择站在受迫害的一方参与抵抗，从此免于罪咎和自责，所以他为此感恩。
我衷心希望，你们将来回看自己的一生时，也能够讲同一句话：「我感激并满意于我的过去与现在。」
（原载于作者Facebook，蒙允准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