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香港社会发生急剧而巨大的变化，令许多青年人感到灰心失望，什至绝望，萌生移民离开香港的念头。对于无法离开或不想离开的人，他们放眼四望，政治上看不到民主普选、高度自治的前景；经济上看不到打破地产霸权、实现置业安居的前景；社会上看不到港人生活空间不受挤占、社会走出分化撕裂的前景；文化上看不到港人可以集体认同、感到自豪的标记。他们看不到希望。这份无望无助，有事实基础，有合理依据。
我今天来，是为了传讲希望，因为我真心相信，香港有希望，香港有明天。过去三年多，在我的私人生活里，在香港的公共生活中，我都看到上帝的恩典，令我萌生盼望。从我遇袭受伤后，三年零五个月的复康旅程中，上帝有数不尽的恩典，让我可以重新站起来，不用坐轮椅，不用拿柺杖，接近正常人那样走路。在香港社会上，2014年的占领运动紧张对峙了七十九天，最后和平收场，没有严重伤亡；2015年政改表决时冲突一触即发，最后一刻却气剧性戾气全消；2016年宣誓释法DQ不断，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到了选委会诞生前夕，梁特首竟突然宣布放弃连任。尽管大局没变，灰云依然笼罩，但我们看到灰云边上镶了一道银光。上帝的恩典，让我们不致绝望。
「帝国」与信仰的价值的抉择
当然，单靠偶尔呈现的灰云上的银边，虽令人不致绝望，却不足以让人时常保持希望，我们仍要寻找盼望。昔日被掳去巴比伦的犹太人，境况比我们严重得多，他们被迫活在强大的巴比伦帝国的阴影下，坐在河边哭泣，向上帝申诉，在绝望中寻求盼望。美国着名的神学家布鲁格曼（Walter Brueggemann）在《走出巴比伦》（Out Of Babylon）一书说，美国在二十世纪俨如主宰全球的庞大帝国，凭借军事、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力量，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硬销给全世界，借着操控国际能源、国际贸易、国际金融，把贫穷国家的天然资源和人民血汗劳动，转化为美国国民超乎现实的物质享受，美国教会作为忠于上帝的群体，需要在帝国的价值与信仰的价值中作抉择，需要在融入巴比伦与走出巴比伦之间作抉择。
美国人民没有经历被掳，一直活在自己的国家，为何犹太人在巴比伦的经验会适用呢？布鲁格曼认为，巴比伦帝国象征的是强大的中央统治权力，强行把统治者的价值和信念，加诸其势力範围内所有的人，被掳的犹太人则象征弱小的、有自身传统的本土族群，要在融入帝国文化或持守自身传统中挣扎。从这象征意义来看，昔日巴比伦与犹太遗民的关系，可以用来分析今天美国与美国信徒群体的关系，也适用于其他主权国家及其辖下的族群。
在香港，我们生活在两个布鲁格曼笔下的「帝国」的夹缝中，一个是强大的美利坚合众国，另一个是迅猛崛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继承了美国的自由市场凌驾一切的价值观，并且发挥得淋漓尽致，将住宅楼价一举推到三万元一呎之上，超英赶美。近年我们不断吸收中国的价值观和潜规则，就是经济发展凌驾政治参与和社会公平，为了区际铁路的效率，可以割让特区的土地和司法管辖权。在「帝国」的价值与信仰的价值之间，我们同样面对抉择。
现实、哀恸、盼望的先知想像
布鲁格曼是旧约学者，尤其精于先知文学，他在1978年发表《先知的想像》（The Prophetic Imagination），奠定了他在神学界的地位，亦确立了他敢为时代先知，勇于批判强权的风格。他在2014年发表《现实、哀恸、盼望：先知的三大急务》（Reality, Grief, Hope: Three Urgent Prophetic Tasks），总结了他对先知书的心得，把先知书的信息对应美国在「九一一」后强国无敌神话破灭的现实处境，用浅白的语言向美国的信徒传讲现实、哀恸、盼望。
先说现实。耶利米先知向着醉生梦死、迷信繁荣安定永恒不变的耶路撒冷权贵，讲不中听却合乎现实的上帝启示：压迫和剥削若不停止，大难即将临头，上帝不会顾念大卫后代的君王、所罗门的圣殿、神圣选民的首都。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经历了第一次的战败被掳后，耶路撒冷的权贵依然执迷不悟，继续玩弄权谋计策，尝试在埃及和巴比伦两大势力之间跳草裙舞，结果招致城破殿毁，西底家王被挖去双眼用铁炼锁拿到巴比伦。原来，认清现实是相当困难的。
2014年是香港的觉醒之年，需要觉醒的都觉醒了，除了装睡的无法唤醒、半睡半醒的也觉醒了。我们终于看清，原来民主普选的承诺是有筛选的，原来李波离奇失踪是用自己的方法去内地助查；原来政府辣招压抑楼市会令楼价愈升愈有；原来年轻人满十八岁首要任务是申请公屋；原来中国好香港好，是指广东道名店和私家医院的生意；原来香港文化产业的出路就是北上搞合拍片，用过气名声去内地夜场巡唱，或者等红色资本收购；原来高铁一地两检系要香港划出土地，割让司法管辖权。觉醒的港人，不再幻想一国两制诸般承诺自动兑现，不再迷信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万能，不再错信疯狂消费沉迷上网可以填补心灵。认清现实，才有可能改变。因为觉醒，香港重燃希望。
接着说哀恸。「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诗一三七1-5）被掳巴比伦的经历，令犹太人失去土地家园，失去政治空间，失去经济自主，失去敬拜上帝的圣殿，失去美好记忆，失去身分认同，失去历史的根。这一切的失去，造成了难以平复的椎心之痛，促使犹太人愤怒地、伤心地质问上帝：「上帝啊，你为何永远丢弃我们呢？」「这灾祸要到几时呢？」（诗七十四1,9）。
在先知书里，哀恸极为重要，要重拾希望，不能绕过哀恸，这哀恸不是指「化悲愤为力量」，「卧薪尝胆，报仇复国」，不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而是指为得罪上帝遭审判惩罚而懊悔，或者像约伯无辜遭上帝掩脸不顾而哀鸣，这哀恸是有对象的，那对象就是永生上帝，这是基督徒的哀恸与常人的哀恸最大的区别，哀恸将我们带到上帝面前。在苦难的深渊里，在哀恸的心灵深处，以色利人与永生上帝再次相遇，重新听见上帝安慰的说话，再次得闻归回与复兴的应许。
哀恸中重寻安身立命的依靠
过去三年，香港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伤痛，在苦楚的记忆中我们学会哀恸。三年来政经大事不断发生，我们知道香港的政治空间正在收紧，新闻自由正在消失，经济自主已经一去不返，司法独立受到冲击，法律管辖权被动摇，电视电影被境外市场支配，广东话变成弱势语言，狮子山下同舟共济的精神无影无踪。过去我们珍惜的美好事物都开始变质，还要目睹诺贝尔和平奖唯一中国人得主死无葬身之地。这一切令人从心底发出悲哀、伤痛、愤怒、无奈、不屈、不平。在哀恸中，我们重新抓紧对美好事物的记忆，把这记忆化成对生命的执着，我们或者无法改变外在环境，但我们可以不认同，不接受，不认命。
在哀恸中，我们摆脱虚妄、否认，我们不再推卸、逃避，我们面对现实，重新寻找安身立命的依靠。上帝的圣言、先知的说话，开始对我们发生作用。「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赛四十1,2,31）「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赛卅五8,10）「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各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记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卅一33-34）。
先知的宣讲带来想像──对未来的想像，想像催生盼望。我们坐困愁城，想像却像一双翅膀，让我们突破牢笼。听到先知信息的人，许多不为所动。有一些是因为先知的宣讲与自身的既得利益牴触，刻意听而不闻，像耶路撒冷的权贵，更多是因为灰心认命，像巴比伦的遗民，觉得耶和华已经放弃他们，或者耶和华的膀臂缩短了。先知为了唤醒他们，不要只低头看着眼前的困局，便叫他们往后看，回想上帝在昔日的恩典与大能的作为，看见历史的轨迹；也叫他们往上看，仰望上帝创造的宇宙，看见超越的境界，他领出天上繁星，并一一称其名；又叫他们向前看，凭上帝应许看见弥赛亚的降临，看见终末的新天新地。能够向后看、向上看、向前看的人，就看到想像和盼望。
举例来说，我们听见上帝借摩西吩咐以色列人，打造公义仁爱的社会，以致「那多收的也没有馀，少收的也没有缺」（出十六18）使徒保罗据此吩咐哥林多教会，接济耶路撒冷的贫困信徒。（林后八15）这种互通有无彼此接济的做法，就是近年备受关注的「共享经济」的根源，「共享」是圣经信仰赋予我们抗衡霸权的工具，也是每次我们守圣餐时的提醒，我们不分贫富、阶级、种族、政见，共享耶稣基督的身体。政治权力的角逐和经济利益的争夺，都是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但上帝眼中美好的事物，像快乐、关怀、知识、才华，都是愈分享愈增加，只会变多不会变少的，所以有巨大的能量。
抗衡霸权的「共享」想像
让我们来想像一下。如果社会上有七千个良心业主，未曾向赚到尽的巴力屈膝，愿意把自己的收租单位用合法而安全的方式间隔，成为几个年轻人可以合租的单位，然后以稍低于市值租金，通过志愿机构介入，租给有需要的青年人，而入住的青年人除了承诺做负责任的租客，好好爱护单位，还承诺每周拿出时间，到志愿机构安排的地方探访和服务社区内的弱势社群。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以万计的青年「光房」，并且有以万计的青年义工，通过空间与时间的共享，在地产霸权造成超高楼价租金的沙漠中，打造共享经济的绿洲。
再想像一下。如果每个社区内都有几家学校和教会，愿意体恤年轻人缺乏工作和休憩的空间，不想只是在商场和球场和「老麦」打滚，学校把閒置的地方在夜晚和周末开放，教会就在周日的日间开放，通过志愿机构的介入，让青年人可以来创业，来进修，来组织兴趣班，搞小型音乐会或排练戏剧，和朋友开大食会或生日会，这样，香港最稀缺的优质公共空间就可以大幅增加。
再想像一下。如果有一千至二千个年轻人，愿意每人出资100元，支持他们喜欢的、有才华的本地歌手，就有十万至二十万元，足够生产一只优质的发烧碟，推动本土音乐创作。同样，如果有一万至二万个影迷，愿意每人出资100元，支持他们喜欢的、有才华的本土导演，就有100万至200万元，足够生产好像《香港制造》、《十年》那样的优质本土电影。这样，借着资源共享，香港就有机会出现植根本土、可持续发展的文化艺术。
再想像一下。如果每年文凭试毕业的、年满18岁的大约6万个青年人，愿意公民权利齐共享，集体登记做选民，不论是区议会选举、立法会分区直选、立法会专业功能界别选举、特首选委会选举，统统积极参与，将年青一代的心声和诉求凝聚起来，加上每年有逾4万年老市民离世，此消彼长下，不到10年青年选民就成为香港选民的主体，区议会可能变天，立法会可能建制泛民各占一半，特首选委会非建制委员可能增加至超过500，令钦点操控无法顺利进行。这样，行政机关可能被迫与民意代表共享政治权力，推动政制改革向前行。
最后，我和大家再分享一段圣经。在犹太精英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上帝委托先知耶利米写信给在巴比伦的以色列民，叮嘱他们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
当其时，被掳的犹太人不明白这段话的深意，以为只是叫他们逆来顺受、委曲求全，但2500年后，当年巴勒斯坦地和米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强盛民族，像非利士人、以东人、米甸人、巴比伦人，都已经消失于世，但微弱的犹太人却延续至今，经历无数次迫害杀戮，仍能保存自己的身份、自己的历史记忆、自己的宗教信仰、自己的风俗文化。英国首席犹太拉比Jonathan Sacks解释说，那是因为犹太人在巴比伦的经历，他们被迫以会堂的圣经宣讲代替圣殿的献祭礼仪，以家庭教育和社区福利互助来代替政府办的学校与慈惠，他们无意中找到了更坚强的族群凝固剂，打造出屹立不倒的、建基上帝圣言的信仰族群。
笔按：此文据2017年7月30日于中华基督教会公理堂团契聚会讲稿与答问内容修订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