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到一些网上的讨论，批评不少人借刘晓波的死亡来「抽水」，为了达致某些目的或隐藏议程，而断章取义地曲解刘的思想。常有人说，基督徒有「名人信主情意结」，当我们说刘是受到基督精神影响时，又是否在夸大了基督教对他的影响；告诉世人：「看，刘晓波原来也是受基督教信仰影响的！」
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第一，当你阅读刘晓波的着作时，毋庸置疑，基督教的一些观念（如上帝、耶稣、十字架）确在不同时期，以不同形式呈现在其思想世界里。而他对基督教的认识，也随着他的经历与反省，而有更深刻的体会。第二，影响刘晓波的基督教元素是多元的，包括历史上一些受基督精神影响的非暴力抗争人物、一些基督宗教思想家的着作（如奥古斯丁、马丁路德、陀思妥耶夫斯基、潘霍华、孔汉思等）、中国家庭教会的经历，他身边的基督徒朋友（如余杰）等等。是的，他并没有系统及全面地认识基督教，而是按自己的思想发展，有选择性地去理解基督教的观念，但当他进入基督信仰的价值时，又无可避免地受到某些基督教价值的影响。
刚才所读的〈仰视耶稣──给我谦卑的妻子〉这首诗，我们见到他对耶稣与旧约的上帝之间，呈现了很不同的理解。对于后者，他形容旧约即「命令的句式」、「恐惧的上帝」。这位上帝难以捉摸，「播撒仇恨的种子」。上帝的创这是带来了「罪恶」的「自误」，人类的堕落仿佛是「被神操纵的循环」。相反，十字架上的耶稣却是承受着苦难，「把仇恨的上帝变成爱的化身」，他感受到圣子耶稣的死，既是「绵绵的忏悔和无尽的赎罪」，也是「没有界限不留馀地」的爱。
当然，这是一首诗，而非系统思想的阐析，很难完全判断他与基督信仰的关系。对此，刘晓波自己曾说：「虽然我不是信徒，但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基督教」（2003）、「非基督徒但尊重基督教的自由主义者」（1999）。「也许，我永远不会成为教徒，不会进入有组织的教会」，但基督教却让他觉察到「尽管自己生长在毫无宗教背景的无神论文化之中，但自己并非无可救药，自己的灵魂深处还是有宗教性虔诚，那种博大的深刻的宗教情怀常常令我感动不已。」（1997）可见，他与基督教间，确没有组织上的关系，却确实存在着一种思想及灵性上的联系。
或者，让我先引述我与刘的好友余杰间的一次对话。那次我们较深入地谈论中国知识份子与基督教的关系，我提及一些中国知识份子对基督教的欣赏与肯定，在于其能促进中国的民主与自由发展。接着我问他：像你这样的知识份子，在信主前已积极争取自由、民主及人权，那么，现在成为基督徒后，对站在同样的位置上的你，到底基督教信仰扮演什么角色？有何影响？余杰沉思一会后，这样回答我：基督教信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是当他在争取民主与自由的同时，更敏感到人的罪性。他坦言，在成为基督徒前，也有骄傲与自义的倾向；信主后再看，民主人权斗士确实很容易把自我绝对化，这种自我中心，正是基督教信仰要处理的罪性。其二，是在争取民主与人权的过程中，确实会面对很大的压力，特别是巨大的国家机器的压制。他举例，指有一次被警察无理扣留，内心难免有恐惧的时候。这时，他在心里默默祷告，求上主与他同在，赐他更大的勇气与力量，去面对他无法面对的挑战。
我引述跟余杰间的对话，因为我发现，余杰提的两点，也在刘晓波思想上呈现出来。刘多次指出，「上帝」是「超越性的绝对尺度」，成为他自我反省及忏悔的对象。中国文化正正缺乏这种自我批判的精神。即使追求民主自由的人，也会出现「唯我独尊的狂妄」。基督精神却仍成为他拷问自我灵魂的根源。因此，刘拒绝将自己视作「英雄」，却是不断地面向上帝，作自我批判。此外，刘晓波不管在监狱内（小监狱）或外（专制社会的牢房），基督精神同时也成为他面对苦难的力量，以及承担责任的勇气，还有绝境中的盼望。也许，刘晓波关心的是作为自由主义者如何作一个真正的人，在重建社会制度同时，又不忘唤醒大家注意背后的精神价值；但他对「真正的人」的寻索与追求时，正好让我们见到基督精神对人的价值的肯定。
当许多人读到刘晓波写关于基督教的文章时，不禁流露出一种「看，刘晓波比许多基督徒还要基督徒」的慨叹。这也许反映了一种借刘晓波作为「他者」来表达对建制基督教的不满。其实，刘晓波所反对的，正是将基督教价值作为「手段」，他的思想不是完美的，他的人生也有缺陷，我们毋须将他打造成「圣人」，但他忠于自己的良知，诚实地忏悔，对自由中国的追寻与实践，对自我灵魂深度的拷问，并为此付上沉重的代价。我相信，这是一种超越政治立场及宗教信仰的普世价值。让我们真实地看见，一位中国公共知识份子与社会行动家的心灵世界，对灵性及人性的探求。
（本文为作者七月卅一日于书写主义主办的「刘晓波追诗会」颂读刘晓波诗作〈仰视耶稣──给我谦卑的妻子〉后分享讲稿。转载自作者Facebo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