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

知道刘晓波的名字，是因为他参与八九民运，并曾发起绝食声援学生，是天安门四君子之一。九十年代因要求平反六四而数度被囚，二○○九年他因被控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二○一○年十月他获颁诺贝尔和平奖，十二月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的颁奖典礼上，委员会在台上放置的空凳子，其震撼力冲击着当年在德国的我。和平奖授予刘晓波是为了表扬他为改善中国基本人权进行非暴力抗争的长期努力与牺牲，刘晓波表达其获奖感受时却说：「这个奖是给天安门亡灵的。」这种胸怀令我欣赏。¹

 

许多昔日关心中国人权运动的人因时间累积所产生的新感悟，往往使曾有的特殊激情渐渐淡化，只有再度因某些情境挑起当年的记忆时，深藏的往日的情怀才会在现实的日子浮现。若然没有引人注目的事件再发，这群人的存在则很容易就被遗忘了。近年来在香港低迷的政治气氛中，政治舞台的议题与民间疾苦彷若两个世界，聊无新意政治论述令人厌烦，许多喧嚣吵杂的争论令人晕头转向，借政治契机作秀的嘴脸令人无奈，渐渐地许多真情转为冷漠，曾热情关心和参与政治的群众不再有一种兴奋，反而有种疲倦感，加上中港差距与张力的加剧，本土意识的扩大，影响着对中国民运人士的关注下降。

 

虽然刘晓波病重的消息没有如想像地在许多香港市民与国际社会间引来迴响，他一生以和平及非暴力方式争取人权，并因为坚持信念而不计个人得失地被囚致死，启发人产生新的勇气与在困境中的执着。许多的悼念者虽然为他伤感，他受苦的历程与面对死亡的精神却在人心创造出一种感召力，他的生命虽是消失却更深地在世界延续。²

 

刘晓波之死撩起我心中的某种深处悸动。他没有刻意为自己创造神话，什至他对自己的两次婚姻与曾有的追求，表达着一种悔悟与反思，但是他有种气节代表着当代知识份子的一种典範，他虽然在四份之一世纪不屈就强权地为民众争取自由与人权，却不高调推崇自己的努力，也不为自己的成果歌功颂德。在沉默的坐牢岁月中，他也没有大力描写自我的悲情。当青春、才华与力气、声音都消失时，许多具有权力者与各国领袖却为他言说，另一种的影响力正以不同的方式展开。我在他身上看到的不是伟大的完美圣人，而是在许多限制中另一种人性的美善与深沉的力量。

 

刘晓波也代表着一种缩影，是在中国历史上某种族类的写照，在过去不同的年代，这族类生于乱世却自觉有种责任，面对邪恶与苦难，宁可无私地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失去一种忧国忧民的赤诚与对他人的道义，明知道今生是看不到自己的努力成果，什至注定以失败收场，却坚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通常这族类的下场都偏向悲惨凄凉，什至被自己当代的人遗忘，但高贵的情操却往往在后人的唏嘘声中赢得颂扬。刘晓波置身于自己乡土的苦难却不离场，没打算扬名国际作风云人物，他只是用独特的方式让时代的悲剧在自己人生上演，打开一扇窗叫人见到大时代中光明与黑暗交织的真相。然而如此的结局仍叫我心酸，在近日许多对他的悼念文中，我心中产生的悸动感竟是荒唐：世界国宝级人物却被当渣滓。

 

也是这种对荒唐的悸动，引发我深思保罗的话：「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末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臺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林前四9-13）许多人不能接受，基督的邀请原来是要我们上演做渣滓的人生，刘晓波虽自称不是基督徒，却让我看到什么是以高层次的情操将荒唐的剧本在大时代中做动人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