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传出尊敬的刘晓波先生在狱中身患重病的消息，闻讯令人痛心和悲愤。[1]他及家人多年来所受苦难之深，稍有恻隐之心者无不动容。刘晓波早年已是杰出学者，本可过安稳生活，却选择了一条受苦之路。在举国皆疯狂追逐金钱物质的风气下，他甘愿做个殉道者，为着公义和国人的利益牺牲自己的幸福。即使抵受最严厉的迫害，也要向政府要求社会和政治改革。刘晓波的思想和经历非比寻常，笔者以下只把他生命情怀里，最触动自己的几点跟大家分享。
守望时代
每当社会到了历史的转捩点，面临大变局的时候，总会有人站出来为时代发出呼声，像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甘地（Mahatma Gandhi）、曼德拉（Nelson Mandela）等人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些人总是早别人一步察觉到现有体制的问题，继而发出寻索真理真相的呼声。马丁路德金、甘地和曼德拉主要针对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在他们身处的时空里，平等的观念已经积蓄足够能量，只等待历史契机到来，这些先知就会发出时代的呼声，继而创造历史。
就像这几位民权领袖一样，刘晓波本身无权无势，他只是一个对时代转变特别敏感，也勇于创造历史的人。刘晓波成为学者和公共知识份子，正值改革开放起步的七、八十年代，这时中国已度过了最贫穷的日子，正从一穷二白的困境中逐渐拨乱反正，严酷的政治运动亦已停止，社会上重燃对国家的希望。民众不仅关心吃饭的问题，也关心社会、政治和文化的问题，希望在这几方面可以急起直追，补回中国社会数十年来的落后，这是中国迈向光明的重要契机。[2] 从批判李泽厚的美学开始，到撰写博士论文（《审美与人的自由》），再到八九学运（民运），最后直至发表《零八宪章》为止，刘晓波最关心的始终是自由的问题，他把中国一直以来在文化和体制上的落后和桎梏，归因于传统以至共产中国对个人自由的压制，而中国若要向前，则必须尊重、维护和鼓励个体的自由。
后来八九学运爆发，刘晓波终止在美国讲学，兼程回国参与学运，成为着名的「四君子」之一。虽然刘晓波本性也是热血和浪漫的人，但他毕竟与广场上一些学运领袖不同，他较重视学生的人身安全和是否能为学运（民运）保存实力，所以他一方面与学生一同向当权者要求正视贪污腐败（官倒）和进行政治改革，另一方面亦充当学生和政府之间的中间人，希望学运最终不会演变成悲剧。他爱惜学生，因这些学生就是改革的希望，是理想和良善的符号，也是国家的未来。据说就在六四事件发生前夕，刘晓波收到即将武力镇压的消息，所以力劝学生撤离，因而减少了事件最终的死亡人数。
六四最终仍是演变成悲剧，中国不仅错过了改革政治的大好良机，为健康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铺路，它更把年轻的生命和他们的理想与良善一同送进了坟墓。而像刘晓波一样的时代守望者，国家为他们预备了无休止的迫害。刘晓波随后因参与学运，被当局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拘捕扣押至一九九一年初才获释。[3] 即使政府因种种政治需要而曾经释放他，但其实只要他是身在国内，当局对他的压迫和监控是从未停止。从一九九一年至二○○八年这十多年间，刘晓波一直在国内进行维权活动，于一九九五年因呼吁当局重新评价六四而被软禁，至一九九六年又被判「劳动教养」三年。一九九一年至二○○八年，他一直发表文章要求政府改善人权状况。[4]
刘晓波于二○○八年联同三百○二位发起人发表着名的《零八宪章》，促请改进中国民主化进程和改善人权状况，并提倡「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5] 中国于二○○一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原先预计因着经济急速发展，社会和政治改革会随之而来，但人们很快就发觉，中国的政治控制竟比加入世贸前更严密。用林根（Stein Ringen）的说法，这是一种「管控专制」（Controlocracy）。[6] 笔者相信，刘晓波发表《零八宪章》，正是他再次发挥时代先知的本色，敏锐地察觉到当权者在政治上正逐步向更专制和封闭的方向走去，所以走在时代以前，向政府进言。
可悲的是，政府不但没有接纳《零八宪章》的内容，更大肆逮捕监禁发起人和联署者，刘晓波最终于二○○九年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入狱十一年。这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哀，更是中国的悲哀，因它再一次错过自我修正的机会。笔者时常感叹，如果中国政府对《零八宪章》采比较开明的态度，那怕只是参考当中一小部份的意见去做政治和社会改革，中国社会因公权力缺乏监察和公民社会受严重打压而出现的问题和困境就有机会舒解，但可惜事与愿违。
承担苦难
绝大多数人总是趋吉避凶的，但时代的守望者则每每反其道而行，就像二战时着名的德国神学家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他于一九三九年，毅然从自由之地的美国赶乘最后一班横越大西洋的轮船，返回德国与国内对抗纳粹的基督徒一起面对艰困的处境，他留下传诵至今的名言：「我若不分尝国内同胞此刻经历的试炼，我就无资格跟他们一起重整战后德国的基督徒生活！」（“I will have no right to participate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ristian life in Germany after the war if I do not share the trials of this time with my people.”）
刘晓波于八九年学运爆发后，于美国跟当地海外民运人士一直紧密关注学运发展，也不断为学运的发展方向和策略而忧心。潘霍华返回德国是为了和信仰群体共度时艰，而刘晓波返国，则出于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情怀，隔岸观火不是他的本性，他要回国投入这场波澜壮阔的运动中：「咱们不能只待在纽约，我们此生不都是在为这一时刻做准备吗？那些日子，我们日夜守在电视前，看着成千上万年轻、热血的大学生走上街头，在为共和国的明天呼号，他们如此真诚，我们不应只在纽约兴奋、流泪和激动，我们应该回去，和北京在一起，和学生们在一起。」[7] 四月廿六日，他中断在美的学术访问，从纽约赶回北京，直接投入学运，直至六四事件发生。
刘晓波也是常人，面对危难，也会惧怕犹豫，但他内心的热情往往胜过了恐惧。事实上在好几次关键时刻，他都可以选择远离祸患。从纽约回北京路上，在东京转机时，他遇上刚从国内逃出来的人，才知道政府已经透过《人民日报》发表的《四二六社论》，把学运定性为动乱，而且北京市即将戒严。他在那刻也曾经犹豫，是否应折返纽约，但往北京班机的最后召集就在那时响起，他把心一横就上机回国了。[8]
刘晓波六四事件后曾被关押年馀，在一九九一年后再度获准出国，应美国两所大学的邀请到当地演讲，友人问他是否后悔八九年回国参与学运，他这样回答：「我从来就抱有这种观念，要下地狱就不能抱怨黑暗，何况回大陆还不是下地狱。」[9] 随后他结束行程归国，从自由之地再次回国，他感慨地说：「我不知道大陆情况会怎么变，因为这个政权是完全不按牌理出牌的政权，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又变了。我这次回去以后还能不能让我再出来，我也不知道。」[10] 据余杰所言，正因当局发现原来刘晓波即使有机会出国也不打算流亡海外，所以自此不准他离开中国。
刘晓波也曾有过软弱的时候。他在六四事件以后被拘捕，其后应当局要求写下悔过书，也在中央电视台作证，指未亲眼看见军队在天安门广场杀人。对他来说，这些行为不仅是对学运的背叛，更是对自己的背叛，用他自己的说话：「……为自我保存而向谎言、向骗局和暴力低头。……我同意写悔罪书还是我内心的软弱造成的，最本质的东西还是我自己最后没有坚持住。」[11] 「……在出卖了个人尊严的同时，也出卖了六四亡灵的血……」[12] 这是他精神生命的最低点，但也是他生命的转捩点，再引用余杰的描述，从此刘晓波「开始了漫长的反省与洗刷的历程。……他痛定思痛，决心用一生来洗刷这种耻辱」，他也「渴望用反抗和坐牢来赎罪，来成就我个人的信念、理想与人格。」[13]
就像圣经中的使徒彼得一般，在背叛和跌倒以先，刘晓波对自己内心的软弱和黑暗仍不了解。背叛过后，在懊悔和震撼之中，他才真正的认识自己。在经历过道德上的失败与软弱后，他放下了自恋、狂傲、虚荣和英雄主义，取而代之的，是一向以来影响他什深的基督教思想。虽然他从未受洗或加入教会，但其实早在八十年代时，他已爱读奥古斯丁（St. Augustine）的忏悔录（Confessions），并且怀着效法圣人的愿望。（这种效法起初时仍带着强烈的个人主义和自我中心倾向。）[14]
背叛和跌倒以后，他才真正的明白，无论是对个人或国家，认识人性黑暗面（原罪）和懂得忏悔都极重要。他在劳教的那几年里，更读了不少令他深受感动的基督教神学作品，[15] 他是这样表达这种感动：「也许，我永远不会成为教徒，不会进入有组织的教会，但是耶稣基督却是我人格的楷模，我知道终其一生也无法企及那种圣徒人格，但被这样的书所感动所震撼，说明自己还具有一个人的虔诚与谦卑，并未被牢狱之灾所吞没，也没有被曾经暴得的名声所腐蚀，我还有救，还能够把自己一生变成努力地接近这种人格的过程。」[16] 或许刘晓波的神学理解有很多不足之处，但重要的是，他的确被耶稣基督吸引，而且愿意效法他的人格。[17] 一个非基督徒在生命的历程里矢志追随基督的脚步，但世上却有很多基督徒缺乏这种精神，这真是一个很大的讽剌。
经过了这样的反省和悔悟，刘晓波变得谦卑、宽容和坚忍，他决心为中国的自由与民主而献上自己一生。[18] 第二次回国以后，他对社会和政治的批判更是深入持久，而他也甘受承受因此而带来的压迫和苦难。或许有人会问，这样受苦究竟有何意义？以他一己之力，就能改变这个严苛的政权吗？面对庞大的党国机器，任何的努力不也是好像泥牛入海，未有改变现实分毫吗？刘晓波和一众国内维权人士当然了解当今中国处境之黑暗，但他们的贡献和作用正是要在漆黑一片的处境中，用他们点点微弱的烛光去照明国人心中的眼睛。他们要用自己的自由和生命去为自己的信念作见证，要让国人知道，也让当权者知道，真理的声音无论如何微弱，终不能被淹没，它总能冲破开冰封着它的泥土，它总能找到突破的缺口。
拒绝仇恨
刘晓波二○○九年十二月因《零八宪章》受审时向法庭递交着名的陈述文章《我没有敌人》，及后此文也在诺贝尔颁奖仪式上被朗诵。这文章所以伟大，因为他在当中向国人展示了一种叫他们感到陌生的心态和胸怀。在共和国过去那七十年漫长的岁月中，仇恨就是立国之本，斗争的基因早已植入了这国家的骨髓中，在最疯狂的岁月里，什至父母都是儿女的斗争对象。而刘晓波，一个曾经历文革的人，面对加害于他的政权，他竟宣告「我没有敌人」并呼吁国人要放下敌人意识！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样的民主斗士不是太软弱了吗？他岂不应该趁机把残暴政权骂个狗血淋头，为抗争阵营加强战意吗？即使是民主战友，也有人认为这样的宣称其实是自欺欺人。[19] 但笔者认为，这看似最软弱的宣告，其实是最强的武器，凭借这宣告，他要挑战长久以来主导社会的斗争哲学。他看得很清楚，正是当权者心里的敌人意识阻碍了国家体制的改革和开放，正是敌人意识破坏了政府和人民之间应有的互信，也正是敌人意识令到猖獗的民族主义得以盛行，而最重要的是，敌人意识是开放社会的最大敌人，在这种意识之下，政府以至国民都不懂得尊重和持平地去看待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想法也不能收互相修正互补之功效，社会由是愈趋封闭，愈不能修正自己的错误，至终堕入了死胡同。
刘晓波下面这段话，把放下仇恨的重要性写得淋漓尽致：「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在我看来，改革开放始于放弃毛时代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执政方针。转而致力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放弃『斗争哲学』的过程也是逐步淡化敌人意识、消除仇恨心理的过程，是一个挤掉浸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过程。正是这一进程，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宽松的国内外环境，为恢复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为不同利益不同价值的和平共处提供了柔软的人性土壤，从而为国人的创造力之迸发和爱心之恢复提供了符合人性的激励。可以说，对外放弃『反帝反修』，对内放弃『阶级斗争』，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得以持续至今的基本前提。经济走向市场，文化趋于多元，秩序逐渐法治，皆受益于『敌人意识』的淡化。 」[20]
笔者同意余杰的观察，刘晓波宣告「我没有敌人」，除了有其历史叙事和法律责任等的背景，还有更深的宗教情怀。[21] 刘晓波强调的并非是要颠倒黑白或漠视公义的重要，他只是领悟到唯有饶恕所带来的释放和力量，才能真正改变这个国家。饶恕使人摆脱仇恨的枷锁，使人既能正视人性的黑暗，又能免除因对人性悲观而产生的绝望。饶恕使人在憎恶罪恶的同时，仍保存对人的生命的爱与尊重。到此我们不难发现，他这种想法跟耶稣基督在十架上所彰显的爱和公义是相当一致的。十字架一方面是对人类罪恶最彻底的清算和追讨，这种追讨严厉到一个程度，它必须以上帝儿子的生命去偿还；但另一方面，十字架也流露上帝对人的生命最深的爱，他并没有把罪归到人的头上，他选择自己背负人类的罪孽。爱与公义，岂不正是中国最需要的东西吗？
结语
自收到刘晓波病入膏肓的消息，心内一直沉重，笔者当然盼望当权者能本着人道精神，释放他到外国医治，好让他生命延续多一点日子，以慰借他和家人的心灵，但等候多日，仍然未获佳音。除了参加游行集会为他争取自由，笔者只能借这篇文章表达对他的尊敬，盼望慈悲的上帝在最黑暗的角落与他同在，扶持救拔他脱离苦难。即或不然，愿他人性的光辉得着彰显。
（作者为专业翻译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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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6月26日传来刘晓波先生在狱中患上末期肝癌的消息。
2. 若论八十年代检讨中国社会和文化，而最受人关注者，则首推中央电视台推出的电视纪录片《河殇》。
3. 刘晓波，〈我没有敌人〉，2009年12月23日。
4. 中国人权，〈刘晓波活动年表〉；见http://www.hrichina.org/cht/content/3293。
5. 刘晓波等，〈零八宪章〉；见http://www.2008xianzhang.info/chinese.htm。
6. Stein Ringen, The Perfect Dictatorship (Hong Kong: HKU Press, 2016).
7. 公小玄，《刘晓波传》（明镜：2010），页64。
8. 同上。
9. 余杰，《刘晓波传》（香港：新世纪，2012），页182。作者认为，中国政府当局是有意放行刘晓波，因为「这样一个捣乱份子，若留在国外，至少可以『眼不见，心不烦』」。
10. 同上。
11. 余杰，《刘晓波传》，页 167。
12. 同上。
13. 同上。
14. 余杰，《刘晓波传》，页 366。刘晓波曾写过一首《致圣．奥古斯丁》的诗，可见他对奥古斯丁的喜爱程度。刘晓波，《刘晓波文集》（香港：新世纪，2010），页266-67。
15. 刘晓波在此期间阅读的经典基督教神学作品包括：奥古斯丁（St. Augustine）、阿奎那（Thomas Aquinas）、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加尔文（John Calvin）、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巴特（Karl Barth）、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等。余杰，《刘晓波传》，页 366。
16. 余杰，《刘晓波传》，页 367。
17. 从以上引文看来，或许刘晓波对耶稣基督的理解仍较倾向把他当作是一个伟大教师和人格模範去学习。至于他如何理解更深入的教义如道成肉身或三位一体等，则尚待研究。
18. 余杰，《刘晓波传》，页367。
19. 余杰，《刘晓波传》，页364。
20. 刘晓波，《刘晓波文集》（香港：新世纪，2010），页227。
21. 余杰，《刘晓波传》，页370-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