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教育发展过程中宗教是一份无形的动力或阻力。当初没有任何当事人，无论是宗教界╱教育界╱官方，刻意理会「宗教自由」这回事。现今想起来，才浮现出来，加以提炼，有其值得考察的意义。
一、殖民地前期的香港教育
我的公公曾告诉我，早年华人社会民间，只有中国传统的私塾，由一位老师教儿童写几个字，念三字经之类的书本，学打算盘就是了。
后来海外传教士来港，一心传教，而眼见周围是儿童，何不教导他们一些东西？什么东西？圣经的故事、浅白的英文、算术等入门的科目。教书的是英国人或美国人，讲的是英语，教育方式是西方的，如此一来，西方教育便在香港开展了，乃是由外国传教士发起的。
一个显着的个案是伦敦差会派来的传教士James Legge（理雅各），他原本在马六甲已设立了一所英华学校（为当地华侨子弟着想），后转移阵地来香港之后，开始一个复制版，成为香港的英华学校。有人批评英华这个模式完全是西化教育，殊不知理雅各是汉学家（后来翻译四书为英文，成为经典英译本）。他在香港的传教工作其实表现他有意将中国优良传统注入教会牧养以及教育。英华学校，初时是男校，后来亦有女校。英华男校及英华女校，这两间英华学校的质素就有英（西）与华（华人）文化的良好结合，以至于今。从英华男校及女校的教职员和毕业生交谈中，他们无不赞赏两英华学校的建树，除了教育水平高之外，校风亦樸实无华。
接上伦敦差会的差传工作，中华基督教香港区会以办学为传教重要事业之一环节。中华基督教会是国内基督教首间跨宗派的自立教会，所以香港教区在行政上是有自主权的。在香港建立的真光女校，比英华女校更有浓厚的中国文化气息。
浸信会亦在香港设立培正学校（小、中学）、培道女校，均以中文为第一教学言语。顺便一提，培正、培道学校初设立于广州。沿自广州的岭南、培英亦如是在香港设分校。
美国圣公会亦一早担负起教育的使命。最初有Diocesan Boys' School（「教区男校」）致力培育英才，中文校名为「拔萃书院」（「出类拔萃」之意），最初有男拔萃，继有女拔萃，正符合校名之意，孕育了多代出类拔萃的男女毕业生。圣公会另一教育杰出成果是圣保罗书院系列，先有圣保罗男校，后有圣保罗男女中学，附属小学、幼稚园，都成为香港的「名校」，校友辈出，为社会作杰出贡献。
天主教方面，于香港办学的开始，可追溯在澳门先于在香港传教的耶稣会，向来便重视教育工作。由于澳门是葡萄牙的殖民地，便有耶稣会的足迹。耶稣会在香港积极发展教育事业：华仁书院是有历史性的实例。其他修会亦接踵而来建立学校，如喇沙书院、圣约瑟书院等。
这样举出教会学校及其成就，并非盲目歌功颂德，而是导出一个信息：基督教与天主教从在香港开垦传教工作始，为香港教育打好基础，功不可没。
这与宗教自由何关？纵使「宗教自由」尚未成为固定的理念，香港从事办学的基督教和天主教团体表现自主权，不受官府牵制，有时则得到殖民地政府支援。真可谓「宗教自由」已萌芽了，因为宗教团体有办学自主权。又与自由有间接关连的是教会办学为男女平等受教育的机会开先河。自由与平等是相关的。
香港政府早于一八六○年代已设官立学校，第一所是后来改名为皇仁书院（Queen's College）的前身中央书院。其次是英皇书院（King's College）。亦有一间官立女校庇理罗士（Belilios Public School）。
这些官立学校，都成为西方教育高水准的学校，以英语为主，此外用中文（称为「乡言」；Vernacular）教些古文初阶课程。
总结英殖民地前期的香港教育，首先由海外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传教士带起，无可避免采用西方教育方式，注重英文和其他西方学科（如自然科学、地理、数学等。）基督教信仰少不免渗入学校的气氛及理念之中。传教和教育之间产生的问题，应当讨论。不过在当时的处境下，那不是迫切的问题。直至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的前夕，香港只有香港大学一所有规模的大学，为亚洲重要大学之一。
二、中国内战之后的教育发展
中日战争于一九四九年结束，曾经走难到国内（尤其是广东）的香港人陆续返港，两、三年之内，人口由六十万增至一百万多。那是百废待兴的日子。与此同时，中国内战（国民党政府与共产党势力相对峙）愈来愈激烈，国内各地混乱，激发大量中国人逃往香港。
香港人口急升，房屋及谋生问题随之产生。在九龙区山边，如狮子山脚下，搭满木屋，成为临时栖身之所，一家大小要找临时工作或经营小买卖，谋求生存。
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宣布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本来人人以为新中国前途光明。然而世事并非如此简单，以后数年全国经历反反覆覆有起有落的震盪，国内同胞纷纷逃跑，一部份随流亡国民党政府迁移至台湾，更多人逃往香港。结果香港人口加剧增长，随之而来增加了民生问题。木屋区伸延至更广阔的山边或市区边缘地带。
一九五三年山边木屋区发生大火，烧毁了无数木屋，数万人无家可归。前篇已经叙述圣公会何明华会督说服政府建立临时徙置区紧急应付住屋问题，以及其他基督教团体加入设立济贫社会服务工作，包括为徙置区公屋及设立空地儿童嬉戏场所和天台幼稚园。
小学亦由此兴起，催化了教会小学教育的发展。好几个宗派因此加速设立小学，中学。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圣公会、循道卫理会，以及其他宗派，纷纷加入。天主教亦然，发展之速之广，尤为显着。
然而海外差会或修会的资源逐渐缩减，而本地财力有限，政府于是进入补助。此时香港经济蓬勃起来，既然有政府以外的组织（教会及其他社团）已经负起办学的部份责任，其实公家（政府）亦认同加强教育发展，与私立（如宗教及其他社团）成为夥伴何乐而不为呢？这就是资助学校制度的开端吧。
据我所知，资助制度随着时代转化，不断演变。香港的教育局亦继续演进。我记得有一公式，为了建立新学校，发起团体（非牟利）先付建筑费用的百份之二十，其馀由政府库房包办。其他特殊的服务则由主办团体另想办法资助。既然政府资助，教师薪金制度应当统一化。行政人员的薪俸却是有等级的，视乎学校凡教育水平，这里自然产生权力分配的问题（政府与学校之间，以及学校以内），亦有评估的问题（同样是政校之间及学校内部）。压力与自主，公平与差异，如何平衡，始终不是单纯的政策问题，无可避免产生异议。统一及津贴教职员的薪俸是重要的项目。私立幼稚园亦在政府资助範围内。
香港的大专院校已增至八所。具基督教背景的有：崇基学院（归纳香港中文大学的架构），浸会大学、岭南大学（沿自广州岭南大学，为国内十三间基督教大学之一），所有香港大学均在大学资助委员会（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监察下获政府资助开支。教育学院现已升级为大学。另外，有一佛教能仁专上学院，是私立的院校。
三、含蕴着的宗教自由论点
政府资助宗教团体及其他非牟利社团办学的方式刺激了建设大量的学校（中、小学）供应香港社会需求。应当说明，那些学校都是非牟利的，而学费是划一的。不错，天主教与基督教在此期间办学的魄力是非凡的。我没有作详细的统计。我只从天主教的手册中的目录查看，香港天主教区层下的中、小、专业、特殊教育学校，不下三、四百间。在香港基督教手册，单是中华基督教名下的，六、七十间，圣公会名下的中、小学与幼稚园亦为数可观。
不可不加多一句，宗教团体亦有创立特殊学校，如失明、聋哑、残疾等学校，初由修会支持，后来渐由政府津贴。现时政府亦有建立同类的特殊学校。
今时今日基督教及天主教之外，其他宗教，如孔教、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均有开设学校。有人会质疑，数量会较少以及历史较短的宗教学校在获得政府资助方面，是否与数量较多及历史悠久的宗教一视同仁？再说，这不是单纯的施政问题，亦牵涉价值取向（如评估教育质素等）的问题。不过我希望，从宗教的角度看，没有宗教歧视的成份。换言之，在教育政策上，香港政府没有影响宗教自由。
宗教自由问题出现于另一层面，即是，在宗教多元的社会，同样接受公家政府资助由宗教团体主办的学校，如何既忠于其本宗教的信仰又不排斥其他宗教？这既是宗教教育的课题，亦是民政的议题，不能在此一一解答。仅望香港宗教界及公共领域有足够贤达人士去处理。
另一问题，与宗教自由有关的，是在宗教团体主办的学校的宗教科目，可限止于该宗教团体自身的宗教信仰吗？抑或应包括其他宗教？尤其是宗教团体主办的学校是接受政府资助的。既然政府对宗教是中立的，不应偏袒任何宗教。或反面来说，偏袒任何一个宗教，在宗教多元的社会中，就是压制其他宗教了。据我所知，有宗教团体举办的学校，除了开课教其本宗教的科目外，亦开设教其他宗教的课程或最少从诸宗教的道德论理开始。可是不多宗教团体主办的学校有此精神及足够师资。
先前曾提及传教与教导的关系，我说当初那不是迫切的教育学论点，可是到了当代，世俗化（secularism）愈来愈明显，不只是从教育学的观点看，从教育局政策方面，并且从社会、学生对宗教性质科目的反应的种种角度看，都是必须正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