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事缘，一位七十五岁婆婆在中环码头执纸皮，被食环署职员票控无牌贩卖（《明报》相关报道）。按婆婆描述，当日有人主动向她买几个纸皮。为了不需推着这些纸皮，婆婆就买给他。食环署职员随即现身，检控她。物质上，婆婆暂时失去被充公的借来手推车和可能的罚款。问题不只是为何这食环署职员要这样做，更是为何食环署容许这职员这样做。若这职员是执行食环署的指示，为何食环署要有这指示？理由之一是「洁癖」，尤其在七一回归二十年日子临近，政府要更「洁癖」。

政治洁癖

简单来说，洁癖（mysophobia）是强迫症的一种，即把正常卫生範围内的事物认为是肮脏的，感到焦虑，强迫性地清洗、检查及排斥「不洁」之物。若说一个政府患上洁癖时，重点不是医学上的强迫症，而是它如何界定「不洁」、如何看待「不洁」、如何将「不洁」和管制扣连。事实上，与「不洁」与秩序是一起的。那么，「不洁」要反映什么秩序。从此看来，食环署职员对婆婆的检控不是一个法律课题，而是对「不洁」和秩序的理解。

按人类学家 Mary Douglas的说法，「不洁」不牵涉什么客观定义，什至与卫生也没有一定关系，反而「不洁」关乎位置，即一个错置位置，一个带来对秩序扰乱的位置。然而，秩序从来都不是一个自然和商议产生的结果，而是关乎社会权力架构，并由有权力者决定。换句话说，「不洁」不是因「不洁」物本身不洁，而是因它出现在不应出现的地方和破坏了由有权力者设计和期望的秩序。是否一切秩序都是为当权者服务？不必然是，所以，我们需要就每事思考。那么，婆婆执纸皮是一回怎样的「不洁」？

第一，婆婆在中环码头执纸皮和推载满纸皮的手推车之所以「不洁」，因为她的行动与中环代表的金融中心，并由金融中心制造出来的繁荣、优雅、高生活质素等生活形态格格不入。这与婆婆是否有阻碍行人路和行车路无关，而是因她的出现揭穿中环繁荣背后的剥削、社会对长者照顾不足。所以，在观塘、深水埗等地区执纸皮是多么自然，因为贫穷是这些地区的特征。

第二，执纸皮可以是一项环保工程，也可以是个人的自力更新，但它却被视为低贱工作之一，不但因为收入微薄，更因为纸皮被视为垃圾。尤其当执纸皮者是长者时，执纸皮不再是一项环保工程，而是一项污秽的工作，可避则避。为了令社会自我感觉良好，票控执纸皮的婆婆就是一种「街道清洗」，将「不洁」清除。所以，食环署不会觉得票控执纸皮的婆婆有什么不妥当，反而自觉贡献「清洁香港」。

第三，香港回归二十年是一场庆典。所以，与这庆典唱反调的都是破坏秩序，而这是有权者不容。唱反调可以是主动的，每年的七一游行就是一例。另一唱反调是被动的，执纸皮的长者就是一例，因为他们见证所谓庆典只是一场「骚」，做给中国政府看。因执纸皮破坏秩序，以无牌贩卖票控执纸皮的婆婆就被视为最恰当行动。

查实，政治洁癖岂只发生在执纸皮的婆婆身上？试想想食环署如何对待露宿者、有立法会议员建议以禁闭营对待寻求庇护者、政府如何描述反建制者等就可知。

回复容纳多元的秩序

若批评政府的秩序观塑造「不洁」，我们就要为「不洁」者辩护，拒绝被标签，什至挑战既定秩序观。若以被票控执纸皮的婆婆为例：

第一，我们要小心堕入以慈悲心而建立另一秩序观。意即，只强调执纸皮者的可怜，并设法使他们脱离执纸皮。这做法跟政府的做法分别不大，即视执纸皮为「不洁」。当然，社会绝对有需要向执纸皮者提供足够照顾，以致他们可以有多一点选择，但不应因此要否定个人对执纸皮的选择。

第二，执纸皮者有他们个人故事，我们需要聆听，以致我们不会以不同形式标签他们，但我们要接受他们不跟我们打交道。这无损他们以他们方式生活。

第三，我们可以多理解回收业，并从中检视现行相关政策，从而让不同持份者可以有合理回报。

第四，民间团体应主动和推动对食环署监察。没有受监察的政府只会滥用权力，因为它会渐渐失去问责态度。

社会生活不只靠法治建立，更牵涉人际间的感情。在票控执纸皮的婆婆一事上，我看到的，不是按程序执法，而是法被秩序和「不洁」的意识形态决定了，并从中扭曲人际间的情感。

（转载自作者网志，蒙作者允准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