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经济、政治和生态伦理等，性伦理议题往往最备受华人教会关注，特别是同性恋。无怪乎早前当社会的焦点由立法会调查UGL案的私通争议转移到港珠澳大桥的石屎造假丑闻，不少信徒教牧最关注的新闻仍是涉及同运──由台湾的大法官释宪要求修改《民法》保障同性婚姻，到立法会审议法例中可能涉及同性伴侣领取骨灰的字眼，再到公务员伴侣福利案涉及配偶定义。后者有教会社关团体发起联署，要求律政司上诉，参与联署者很快逾三万之数。
撑同反同言论满街都是，但其实际果效，还得看制度的具体演变。例如三读通过的《私营骨灰安置所条例》，正反意见在各个修订案的辩论上发挥得淋漓尽致以至胡扯一通。结果一如过往，几位泛民议员提出的撑同修订案全军尽墨；倒是政府的修订案，实质效果其实一样，却获建制和泛民绝大多数议员支持──除了亲属和授权人士外，任何跟离世者同住最少两年的相关人士，不一定要有血缘关系，都合资格领回骨灰，并无指明性别。如是者，正反阵营在整个立法过程里都争取了曝光机会，向自己的选民有所交代；而政府的修订就照顾了不同处境，奠下一点平等基础，让人联想起八年前的《家庭及同居关系暴力条例》，用两组平行条文来处理不同伴侣关系的家居暴力问题。至于立法会内谁默默耕耘，谁哗众取宠，谁是真诚，谁是虚伪，就得由选民自行判断。
制度的演变，基于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的互动，更源自社会诉求与价值。在多元社会如香港，于不侵犯他人权利（无论成年与否）的前提下，不同群体应有保障一己价值得以秉持、分享和延续的空间，亦避免顺向及逆向歧视。多元不是主义，只是活生生的现实。而无论是法律的制定、办学团体及学校的信念坚持、福利资助的准则，均应顾及上述考虑，才算是面对现实的尊重之举。
在信仰上，将家庭置于绝对首位是否恰当，有讨论空间；但圣经的记载里确有对同性恋等评价负面，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责难教会的理由。置身多元社会，教会群体亦应在这方面享有价值秉持的空间。问题却出于信徒教牧如何恶罪爱人，又如何与世俗价值抗衡而不目空一切，与世俗社会对话而不抹黑奚落。这些更高层次的问题能否处理得好，某程度就在乎家庭位置的信仰理据是否弄清。这一点，涉及不同宗派的传统，有时更涉教会内外的种种政治计算，以至主内兄姊的人性光辉与阴霾。
其实，在性倾向议题上，香港教会内不同阵营之间关系时紧时松。例如五年前，年初大家还为梁振英政府会否将性倾向歧视立法纳入其首份施政报告而剑拔弩张；到年中，教内不同阵营先后签署〈彩虹约章〉和〈真爱同行牧养约章〉，后者承认信仰群体在牧养及关顾有同性性倾向的信徒上有所亏欠，最后竟出现双方阵营相拥握手的对话镜头，场面温馨。我们相信，政治的计算与挑拨不应大于民间社会的尊重与对话。而香港社会在处理性倾向议题上，亦肯定可以做得比焦头烂额的西方社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