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在新蒲岗落区，当我们去街市探一班认识的外判清洁工友时，发现原来他们食饭时间已经由之前七点提早至六点，原因系刚刚更换新嘅外判承办商。
外判公司一更换，工友话好多规矩亦随之更改，除了食饭时间之外，更再削减人手，由四位减至三个工友，所以就算最低工资加了，外判公司亦有方法增加工友的工作量，其实为一种变相减薪的手段。
另外，工友说新公司合约又附加了一些新规例，主要针对如有别人对他们工作态度或表现作出投诉时，可以罚钱扣减工资。所以工友们当时也不便详谈，只不断叫我们下次尝试安排在他们食饭时间再来探访，届时便可以详述倾诉。
事实上，今次见工友们面容确比以往疲累，亦少了一道开怀，反却多了一份无奈，感受到换了新外判承办商后对他们所造成的压力与不安。
以往贫穷的原因总被指不够勤力，但现在即使有工作，也未能脱贫，因为雇主在外判制度下将工作零散化及将工资不断压低。低技术、低学歴的工人如何拚命出卖劳力都无能改善生活，就像我哋落区接触一众清洁工友时所看见的处境一样，正正反映这个实况。
食环署与外判清洁承办商节省支出的种种无良招数，矛头均指向基层清洁工友，这种肥上瘦下的政策只懂向一些最老实，最无权势的低下阶层开刀和压榨。
政府的合约工人与外判承办商工人的工资待遇各异，带头制造同工不同酬的身份歧视，令内部分化，是否应遵行昔日同工同酬的政策，以取代不公义的外判制度？
作者为新福事工协会关怀贫穷学校事工统筹。
标题为本报编者所拟，原题〈5月落区@黄大仙／新蒲岗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