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抵抗邪恶的最后良心1
六四不仅是中国人的伤痛，也更是香港人的伤痛。廿八年前，不论是被青年学生的爱国情怀所感动，或是出于港人对九七命运的自保心理，香港人全情卷入了在北京这场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里。这个在一八四一年起被大英帝国占领，成为英国殖民地的土地，并将要在一九九七年回到「祖国」的怀抱，在一九八九年却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及激情，与「中国」紧紧地连在一起。北京与香港，超越了地理及心理的隔阂，成为忧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正因为投入之深，六四屠城一夜，当权者以坦克及机枪无情镇压学生及市民，也使香港人渡过了人性最黑暗的一夜。六四后，香港人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创伤，成为了香港「痛史」（History of pain） 2 的重要一页。当年六四的历史伤痛，激发了另一轮的移民潮，但吊诡的是，又反过了重塑了香港人的民族认同。香港与中国的命运，因着六四的伤痕紧紧地连在一起。
在北京当权者以强权胜利者的姿态宣告平定「动乱」，什至否认六四屠城，千方百计抹黑学运，或是以稳定压倒一切，企图以GDP的伪装盛世（「向钱看」）来拢络人心的时候，八九后香港人仍然在每年的六四晚上，在维园点起烛光。这是在良知及道义上选择站在难属一边的烛光，也是坚决向北京当权者说不的烛光。同时，九七后，只懂看风驶艃，顺应北京的香港建制派，又企图以不同方式淡化六四，宣扬遗忘，要香港人放下包袱，「向前（钱）看」，香港人仍然在每年六四晚上，在维园点起烛光。这是拒绝遗忘、守护记忆的烛光，也是薪火相传，延续使命的烛光。每一把烛光，看似微弱，却宣告黑暗并不是最后的权势，燃点了思念与意志，也燃点了力量与盼望。
廿八年过去了，那是漫长的黑夜，冷冷的孤寂，强权仍然当道；但我们要记住，当权者是惧怕烛光的，千方百计要使其熄灭（特首董建华三次跟司徒华表示，不要再举行纪念六四的活动；六四纪念馆受到各种势力的打压）。因此，不要忘记约翰福音的一句话，「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没有胜过光」（ 一5）
是的，烛光很微弱，可以被狂风吹熄……
廿八年过去了，「天安门母亲」的人数每年递减……
廿八年过去了，企图改写及扭曲历史的建制派每年增加……
廿八年过去了，为当权者背书、涂脂抹粉的政客的咀脸仍然狰狞……
廿八年过去了，什至出现了宣称悼念六四需要「终结」的声音……
廿八年过去了，强权以不同的形式继续暴政，打压脆弱的公民社会……
廿八年过去了，什至有人怀疑是否仍值得坚持？
廿八年过去了，还要坚持多少个年头？
但是，我们依然相信，这是一场历史与记忆的战场，拒绝遗忘，守护记忆，不仅是六四一代的香港人要坚持的，也是后六四一代香港人，特别是青年一代不要放弃的。
我们都是六四幸存者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维瑟尔（Elie Wiesel）在其纳粹集中营的回忆录《夜》的英文版序中，形容集中营的经验是「在历史里、在人类良知面前，浩大而恐怖的疯狂本质」。作为大屠杀的幸存者，他撰写回忆录的目的，是因为自己活下来了。「既然活下来，我就该为我的存活赋予某些部义。所以我是为了保存这个意义才把这段经验书写出来，尽管在此经验里，任何事物都失去意义」。他深信，希特拉及其共犯所发动的战争，总有一天会被审判，「因此我知道自己应该提出见证」。他说劫后馀生的人数每天递减，他很想分享即将消失的记忆。「对于选择见证的存活者而言，显然的，他有责任去为死者也为活者做见证；他没有权利不让未来世代了解过往，那段属于我们集体记忆的过往。遗忘不仅危险，也构成了侵犯；遗忘死者，犹如第二度残杀他们」。「证人强迫自己做见证，是为了今天的年轻人，也为了明日即将诞生的孩子。他不想让自己的过去变成他们的未来」。3
是的，香港人都是六四幸存者。幸存者──不仅是经历六四的一代，也包括后六四一代。因为我们都在不同程度，活在这个强权之下，受其宰制与奴役。幸存者的责任，就是为活着赋予意义。这不仅是如何面对廿八年前发生在北京与香港的伤痛，也是面对廿八年来，特别是香港在「回归」二十年来，仍然持续经历的伤痛。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说：「过去从未死去。它什至尚未过去（The past is never dead. It’s not even past.）」4 ，六四是香港人面对中国的伤痛，也是植根本土的在地创伤。这是香港社会创伤的「痛史」，是属于不同世代香港人的集体记忆。
香港人要保存六四的历史与记忆，并重新将历史及记忆与当下的现在结连。巴巴（Homi Bhabha）说：「回忆绝非平静的内省或回顾之举，它是痛苦的重整，把肢解的过去聚集起来，以了解当前的创伤。（Remembering is never a quiet act of introspection or retrospection. It is a painful re-membering, a putting together of the dismembered past to make sense of the trauma of the present. ）」。5 因此，在这场历史与记忆的战场上，不同世代的香港人，也许对中国的感情不一，但因着对香港的爱与痛，也一起借着守护历史与记忆，选择向罪恶的权势说不。这是对良知的守护、对我城命运的守望，以记忆来跟指鹿为马、与民为敌的政权作出良知的抗争。拒绝遗忘，守护记忆，就是守护历史，寻求真相，期待公义的彰显。这不仅是回忆（remember），也是重整（re-member），直面当下香港的创伤，向那个廿八年来仍然拒绝面对历史与承认责任，什至持续不断，变本加厉地以强权打压异见者及争取基本自由与民主者的抗争。
去年，我在台北二二八国家纪念馆听到一个感人的故事。发生在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也是台湾的历史创伤。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同样成为历史的禁忌。直至台湾经历民主化转型，二二八的伤痕才走出抚平的第一步。
鱿鱼粥的坚持
二二八事件中，许多台湾精英受到牵连，无故被国民党政府杀害。其中有一位名林连宗，是当时台湾具代表的社会菁英。一九四七年二二八发生后，他被推选为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北上交涉联络时，由于交通中断，寄宿在同行好友李瑞汉律师臺北市的家中。三月十日的傍晚，李瑞汉的太太李邱己妹正在煮鱿鱼粥准备招待林连宗等人时，几位便衣特务与宪兵突然闯入李宅，将林连宗、李瑞汉，以及其同为律师的胞弟李瑞峯三人押走，从此一去不回。这三位律师向来以捍卫司法正义及民主人权为职志，但竟从特务手中消失。李瑞汉兄弟失迹后，李太太每年三月十日就会准备一碗鱿鱼粥，祈祷等待李瑞汉归来。年复年，从没间断地守候了六十一年，到她在二○○八年元月以一○一岁高龄辞世后，由其媳妇继续至今。
我听到这故事时，心里十分激动。我在想：是什么信念，让李瑞汉太太及其后人，年复年，不间断地在三月十日奉上鱿鱼粥？是等侍奇迹发生吗？他们在食这鱿鱼粥时，内心是什么样滋味的？不要忘记，在台湾戒严时期（一九八七年前），整整四十年，二二八都是禁忌。受难者或难属，历经事件的惨况以及长期戒严与白色恐怖的威吓，绝大部份都仅能将冤屈深埋心底，不敢公开谈论二二八。但重要的是，他们并没有遗忘，对李家而言，每年的鱿鱼粥，就是延续这伤痛的记忆，等待平反的一天。历史与真相的转型正义，不是等待威权与专制走向民主化才能发生，而是由在强权下仍然坚持记忆，守护真相开始。
坚持了六十一年的一碗鱿鱼粥，在在提醒我们，也要延续过去廿七年的坚持，在第廿八个年头，继续燃起一点烛光……这是撕破谎言、穿透拦阻真相围墙的烛光，也是抵抗邪恶、照亮人性良知的烛光。
最后，我以尼希米记两节经文作结：当尼希米回到耶路撤冷，开始重建的工作时。许多人在嗤笑及藐视他们，说：「你们所做的这事是什么呢？要背叛王吗？」当时尼希米回答他们的话，说：「天上的上帝必使我们亨通。我们作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名号。」（二19-20）今天，记念六四，也会有人嗤笑及藐视我们，说：「你们所做的这事是什么呢？要背叛国家领导人吗？」让我借用尼希米的话回答他们：「天上的上帝必使我们亨通。我们作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中国，在香港无份、无权、无名号。」因着我们与这片土地的关系，我们坚持，因着我们与上主的关系，我们祷告。
本年祈祷会的主题是「记念．前方」。已经廿八年了，泪已流干，我们也许已不知道如何祷告，上主看似没有回答我们的疑问与挣扎，或是我们仍未透识上主给予我们的回答。但我们仍要坚持祷告，在祷告中，表示我们仍愿意记念那些受创伤的人，因为我们没有忘记，也不敢忘记。在祷告中，求主赐下更大的勇气与力量，面对前方仍是没有尽头的漆黑，漫长仍未见黎明的黑夜。
（本文为作者六月三日晚上在循道卫理联合教会香港堂于循道卫理联合教会社会服务部社关小组主办的「六四廿八周年『纪念．前方』敬拜祈祷会」之分享讲稿。分题由编者所加。）
1. 「抵抗邪恶的最后良心」出自南方朔，南方朔：〈导读：人性的永夜〉，埃利．维瑟尔（Elie Wiesel）着，陈蓁美译：《夜：纳粹集中营回忆录》（新北：左岸文化，2011），页11。
2. 白睿文（Michael Berry）着，李美燕等译：《痛史：现代华语文学与电影的历史创伤》（臺北：麦田，2016）。
3. 维瑟尔：《夜：纳粹集中营回忆录》，页187至188；197至198。
4. 转引自单德兴：〈创伤．回忆．和解：析论林璎的越战将士纪念碑〉，《思想》，期5「转型正义与记忆政治」（2007年4月），页196。
5. 转引自单德兴：〈创伤．回忆．和解：析论林璎的越战将士纪念碑〉，页124，注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