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宁愿我的右手枯萎；我若不记得你，不看你过于我最喜乐的，宁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诗一三七5-6）
「以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有福了！耶和华拣选为自产业的，那民有福了！」（诗卅三12）
每年接近六月四日的主日，有教会将之定为「中国主日」，这已是第廿八个年头了。今主日刚好是六月四日，所以定这日为「中国主日」。
一九八九年五月，中国发生一场民主运动。当年六月四日，中国领导人使用坦克解放军镇压，这场民主运动被瓦解了，官方至今仍未公布死伤人数，什至有人说：「没死过人！」之后，一连串的搜捕行动，不少参与者被捕入狱。虽然官方没有公布死伤人数，但不少父母失去了他们的儿女，有死亡、有被捕失去联络、有流放海外。当年香港亦有百多万市民举行游行，抗议中共政权，支持这场民主运动。
事隔廿八年了，不少人虽没有忘记此事，但觉得追究事件真相已没大作用，也无法追究。一九八九年以后出生，今天的年轻人，在过去也曾每年参与悼念活动，但因近年来青年人对中国内地政治感到失望，连香港也难以维持「一国两制」，自己香港也救不了，怎救中国呢？所以纪念没有意义了。有人认为要争取「港独」，亦有人要强调「本土意识」，不要被内地蚕食。
廿八年了，为什么仍要纪念？教会或信徒是否更不应去纪念呢？我们不是强调饶恕吗？
廿八年前，当时身在英国，不能参与在香港的游行，只能参加在英国华人所组织的游行，到中国驻英领事馆抗议。
在中国驻英领事馆前，参加者一起唱出中国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是我自出生以来，第一次唱中国国歌。当时年龄差不多是四十岁，过去虽没有唱，听的只是英国国歌。我的普通话不好，唱起中国国歌来，咬字并不准确，但当第一次唱起国歌来时，感受到对中国的爱是何等的深。
一九九六年，在香港回归中国前，我代表教会出席英国教会的总议会。在大会中，我讲了一番话，这番话今天仍记着，因为这番话可以代表了我二十多年来的心情。
我这样说：「你们每年召开年议会开始的时候，都会一同站立唱你们的国歌，我可以从你们雄壮的歌声中看出你们对国家那份情。但是在这时候，我的眼泪从心中流下来，因为我从没有这样唱我的国歌。四十多年，即是我自出生到现在，从来没有人教我唱我的国歌。我第一次唱国歌的时候，是在八九年（即七年前）五、六月间，当时正值中国发生六四事件。那年我刚在英国，我与很多的中国人一起走到中国驻英国伦敦的大使馆前唱国歌。唱的时候，心情是痛楚的，而且究竟唱的是否国歌呢？也曾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国歌，有人说音是一样，但是歌词不同，歌词只是〈义勇军进行曲〉。当然这是中国的国歌。虽然那时唱的时候，我们带着忧伤，但自此以后，我仍盼望唱国歌，我盼望香港回归后，我与很多中国人都可以常常唱国歌，但只是我不知道我们将会用什么心情来唱。是高兴？是忧伤？是无奈？」
为什么有这样的矛盾？
除二○○八年北京奥运，中央为要粉饰太平，且中国得到骄人成绩外，这廿八年来，中国对维权人士的打压，对人权自由的不尊重，回归二十年，中央对「一国两制」的破坏，「讲人治港」，「一（个）人选特首」，实令港人感到沮丧。所以我完全明白今天年轻人对中国的反感，要主张「港独」（虽我不同意）或「本土」。
国歌的歌词是这样：「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做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每个人都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我常问，究竟我们应否用这些歌词去教导我们的下一代？因歌词充满血腥和悲哀。
我们的中国的确是用血肉做成城墙，中国的历史充满苦难，外强入侵。今天没有外强入侵，但我们的中国仍是用血肉做成城墙，因为掌权者用压制人民的自由，用囚困，被失踪，被过境，被自杀等，来巩固他们权力城墙。今天也有不少甘作奴隶的人，为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埋没良心，维护掌权者的错误。我们可以从今天香港的立法会看见这事实。立法会否决特权法去调查特首，不指摘议员与特首私通调查範围，反指摘人违反保密，用所谓保密法来掩盖不义。假若当权者认为自己无做错，俗语所谓「身上没有屎，怕什么？」为什么不敢面对质询，更嬉皮笑脸的指这是政治炒作？调查特首不用特权法，却赞成警察执法要享有特权。这是何等荒谬的事！
我心中有一个梦，一个盼望，就正如我刚才说过的，我常常可以唱国歌，但我加上一个盼望，就是这首国歌，除了刚才的歌词，令我们可以重温中国悲哀的历史外，我们可以谱上多一段，这一段再没有血肉那种悲哀的言词，而是充满着平等、博爱、和平、公义和民主。我们的国家是透过互相扶持而非斗争来建造，我们的国家能以爱把仇恨埋葬。
英国国歌歌词是：「愿上主拯救我们满有恩宠的女皇，愿我们尊贵的女皇能享长寿，上主拯救女皇。赐她胜利、快乐和光荣、永远管治我们，上主拯救女皇。」
人民能为统治者向上主祈求，那实在是何等有意义呢！但我记得在廿八年前，在英国向一群华人信徒讲道时，我曾这样说：
「在我内心，我真的盼望能用诗篇诗人对仇敌的咒诅对中国的领导人说话。诗人曾这样求上帝惩治恶人：
『愿他们的筵席，变成网罗。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他们的住处，变成荒场，愿他们的帐棚，无人居住。愿你在他们的罪上加罪，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诗六十九）」
不过，我又这样说：「希望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可以将仇恨化解。不是咒诅，而是祝福，能为执政掌权的祈祷，使上主保守他们。只是我深信能这样祷告的时候，就是当执政掌权的人能体恤民心，对人权自由能予以尊重的时刻。」
对我而言，纪念六四，并不是要去追究「屠城责任」，而是盼望中国能迈向民主和法治，社会有公平和公义。或许「结束一党专政」实有需要，因这是民主法治的发展必要有的条件。
「以耶和华为上帝的，这国是有福的。」虽然我没有期望中国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就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又如何？我只是盼望我们的国家是有福的，是上主所眷顾的。这是我的祷告。但那日子在什么时候来到呢？
那乐观的日子尚未来到，可能还有更长的路要走。今天生活在香港，虽然「一国两制」已慢慢被蚕食，但尚有一丝自由，能为中国祷告，为香港和中国的民主，自由，法治⋯⋯等，说出诚实的话，仍是香港人可以做的。
前首席大法官李国能引用神学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的无名祷文（后被称为「宁静祷文」）祷告说：「用宁静的心去接受暂时不能改变的事，要有信心和勇敢去改变能改变的事。」这话不错。但很多时候，我们会用这说话成为借口，为自己不指出不公义之事辩解。我们说：「释法只是带来负面的观感，没有破坏香港的司法独立。」这是真的吗？个人认为，「能用和平理性，去指出不公不义；用信心和勇敢去改变能改变的事，才能有宁静的心去接受暂时不能改变的事。」
（写于二○一七年六月四日「中国主日」前两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