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文）
拦阻教会改革的三道高墙
既然希望教会建制带动上而下的小改革也是缘木求鱼，马丁路德就只能从下而上地推动改革；但一般信徒既无权也无力去推动改革，于是马丁路德认为信徒的领袖人物应该成为推动力。德意志的基督徒贵族（包括皇帝、诸侯王、贵族、市议员），在社会上已属领导阶层，所以路德鼓励他们呼吁召开一个教会大公会议讨论改革事宜。这就是《致德意志民族基督徒贵族书，论基督教社会的改革》写作缘由。
马丁路德这样分析当时的形势： ｢罗马教徒极其机巧地建筑了三层城墙，他们一向是用这三层城墙来掩护自己，使别人不能改革他们；这是整个基督教非常腐化的原因。第一，当他们受俗世权力所迫的时候，他们就制定了教谕，说俗世权力不能管辖他们，反而宗教的权力是超乎俗世权力之上。第二，若有人根据圣经谴责他们，他们就加以反驳，说圣经的解释，除教宗以外不属于任何人。第三，若有人提议召开教会会议，他们就用胡言回答说，除教宗以外，没有人能召集会议｣ （《路德选集》，上册，2017，页187-88）。
针对这些阻止改革的结构性因素，马丁路德写出如何拆下这三幅高墙的对策。「我们首先要进攻第一层城墙。他们称教宗，主教，神父和修道士为『属灵的阶级』，称君主，贵族，工人和农人为『属世的阶级』。这真是巧妙的一个谎言和虚伪」（页188）。路德反对这个「圣俗二分」，因为大家都是同一个基督身体上的不同肢体。他把「信徒皆祭司」这个神学命题，发挥在治理教会中；既然大家都是祭司，大家都是神父，都是主教，都可参与治理教会。于是当专职带领教会的人把教会带进危难中时，信徒领袖就要站出来要求教会改革，而路德期望德意志的政治领袖可以扮演这个角色。｢执政者既是和我们一样，受同样的洗礼，而且有同样的信仰和福音，我们必须承认他们是神父和主教｣（页189）。
对于第二层城墙，就更容易攻破，因为马丁路德时代的知识份子，都知道之前两百年间不少教宗都犯了很多错误，若我们把圣经的诠释权让给教宗，「那么当教宗错误的时候，谁能帮助基督教界呢？」（页193）
至于第三层城墙，马丁路德承认在一般情况中，教会大公会议由教宗召开。但若教会落入极大危机当中，特别是当教宗本人就是危机的根源时，在这个危急情况，就必须有紧急措施。「假如在城中起了火，大家都袖手旁观，让火势蔓延，焚毁一切，只因无人有市长的权柄，或因那火是在市长的家里着起的，那岂不是反自然的事么？遇着这种情形，每个公民岂不是有责唤起其他的公民大家来救火么？假如在基督属灵的城中起了罪恶之火，无论这火是在教宗的统治下或其他的地方，大家岂不更应该这样行么？」（页196）｢所以在必要和在教宗危害全基督教的时候，第一个有能力的人，就应该以他作全身的忠实肢体的身份来尽其所能，召集一个真自由的会议」（页196）。马丁路德期望德意志地区的政治领袖能扮演这个角色。
香港教会有这三重高墙阻止改革吗？
五百年过去了，这三度城墙是否还在香港教会当中？我们若真爱教会，不妨虚心检讨一下。以下是笔者非常肤浅的观察，目的只是抛砖引玉；若有错误之处，敬请指正。
第一道城墙是教会中的权力垄断。透过「圣俗二分」，当时天主教会内「圣品人员」凌驾教会内其他人，教会缺乏自我纠正机制，所以马丁路德认为要有信徒领袖来制衡神职人员的权力。今天很多教会都有信徒领袖（执事、长老）参与治理教会，而不会让教牧垄断权力。然而，过犹不及，若长执在制衡教牧同工权力之馀，演变为长执权力凌驾教牧同工及全教会，垄断教会内的重大决定，这样怎么办？很多人认为在教会内不宜谈论权力这样世俗的观念，采取鸵鸟政策。但可惜事实上不少教会内真有权力垄断的问题，导致教会事工发展不畅顺，什至导致丑闻。愚见认为治理教会，应该是教牧同工、长执、信徒代表（普选产生）三驱并进。一方面，教会领袖需要开明开放；另一方面，信徒代表需要付出时间与精力来参与，不要有教会事务「外判」给教牧长执的心态。
基督教宣道会香港区联会内的神学及时事立场委员会，于二○○二年九月（第29期）发表了一篇精彩文章，题目为「信徒皆有君尊祭司职分」，非常准确把握住马丁路德「信徒皆祭司」这个教会学命题。文中说：「所有基督徒皆是『平信徒』，什至传统所谓『全职传道人』亦是平信徒；而所有基督徒都是『传道人』，就算传统所谓『带职事奉信徒』亦为传道人。……『宣道会』的成立就是由『基督徒』及『宣教士』联盟起来组成的（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反映宣道会的精神及政策（policy）视此两类人士没分阶层……。由于宣道会创办人宣信博士出身自长老会（教会领导的体制分为教导长老和管治长老……），他主张平权，故一般信徒地位是崇高的。…… 因此，这是重新须要检讨更新的时候，应强化信徒皆祭司之职，使有能力及富恩赐的信徒起来与教牧同工同心以『同道合作』（partnership）的形式，来发展廿一世纪的宣道会，拓展神的国度。」这个论述非常忠于马丁路德，不知今天香港宣道会实践情况如何？
第二道城墙是垄断圣经诠释权，这个问题表面看来大部分教会都解决了，但一个无形的诠释垄断还存在。譬如说，不少宗派主义者都认为只有自己宗派对圣经诠释是对的，其他所有宗派的诠释都错误。他们没有把一个人凌驾圣经之上，但却不自觉把一个宗派传统凌驾圣经之上。再者，近年香港不少教会都断言圣经教导政教分离，教会内不讨论政治及不作政治表态。这个圣经诠释一定对吗？教会的带领人是否垄断了圣经诠释？最让人难过的是，这些教会领袖一方面不让信徒在教会内自由作政治表态，但自己常忍不住在某些场合（如去年全港立法会议员选举前夕）要向会友作政治表态，尝试影响会友的政治取向 。最近，最让人哗然的是某教会主任牧师，于香港下一任行政长官投票结果公布后，公然在教会网页「主任牧师的话」内，发表自己的政见：「神借着这些数字（777票）告诉我们，选举的结果不是巧合，乃是神掌管一切。……777 胜过666，不论666 的权势有多大，都不能胜过我们的神！」然而，这教会的网页，一向有一段落：「教会在牧养的立场，四个『不』」。最后三个「不」是：不推销、不借不保、不请外来讲员。第一个「不」则是：「不谈政治：我们要常常为国家及政治领袖祷告，也尊重每个人的政治立场；但请不要在教会及小组中，从事政治活动或发表个人立场言论，避免引发不必要的冲突或对立。」请问：这位主任牧师向候任特首的网上膏立，是否发表个人政治立场？笔者感到难过的是，香港有些教会领导人无形垄断圣经诠释，一方面教导弟兄姊妹圣经禁止教会内发表政治立场，另一方面，却对会众作政治洗脑。
第三道城墙是不让教会内「召开一个真正自由的会议」（页196）。教宗不肯召开大公会议讨论改革；就算他愿意召开，但会议议程及讨论範围也会受他控制。但教会的改革已是急不容缓，在这危急情形，马丁路德鼓励有领导岗位的信徒领袖打破教会规矩，自行召开紧急改革讨论大会，是一个不受教宗控制的畅所欲言会议。看五百年后今日的香港，很多教会的治理，主要都是上而下，缺乏一个下情有效上达的机制，缺乏一个大家平起平坐共同商议的场合，导致会友的归属感减低，离心力增强。香港近年很多市民对「小圈子」选举不满；同样地，教会会友对「小圈子」决策模式不满也必与日俱增。
教会不应等到有严重腐败及重大丑闻才召开紧急会员大会。很多教会治理方式倾向因循、沿袭旧习、盲点累积增加。若每年都能召开一次商讨会，什至商讨日，教会带领人可以设定商讨题目，让大家可以在不离题的情况下畅所欲言，及学习彼此聆听。这样开放式的商讨，可助教会摆脱因循守旧， 变革更新。这样就能承传马丁路德教会改革的精神。
今天教会还需要改革吗？
真实生活，不会如童话故事的结语：他们永远非常幸福地生活下去。经过马丁路德及其他改教领袖所改革的基督教会，这个新妇，也不会如童话故事式地永远与基督融洽地生活下去。
马丁路德当日所提出的拦阻教会改革的三道高墙，是否今天以其他形式还存在于香港及替他华人教会内？或是今天的教会还建立了更多高墙，来阻止改革更新？
西方教会有一名言，香港教会很少提起：「一个已改革的教会，必须永远继续接受改革」（Ecclesia reformata, semper reformanda）。当教会以为改革只是五百年前的过去式，与今天教会无关，我们可能在某些意义上，不自觉地变成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旧式天主教。求主怜悯！
（宗教改革五百周年漫谈之三。作者为香港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