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

从《对我而言神是什么》看《沉默》

电影《沉默》在港上映以来，引起广泛讨论。由于电影（及原着小说）的题材具有浓厚的宗教（天主教）色彩，如何理解及诠释作者远藤周作要表达的信仰含意，也成许多基督徒的关注。

近日在书架上发现数年前买了远藤周作的另一本着作──《对我而言神是什么？》（林水福译，台北：立绪，2013），这书以访谈问答形式，不仅让我们认识这位日本天主教文学家的信仰世界，更可借着书中触及的三个问题，来探讨其与《沉默》间的关系：一、远藤周作在信仰上，从怀疑到希望的历程；二、他对基督宗教在日本应穿「洋服」还是「和服」的看法；三、基督宗教的救赎与人性挣扎。

远藤周作在书中，回顾了自己成为天主教徒的经过。他并非生于天主教家庭，却是因父母离异，母亲「大概是想以宗教弭平离婚后的痛苦」，在信奉天主教的姨母引领下受洗。当时他与哥哥「虽然不愿意，也还是跟着去了教会」，后来也跟着受洗。「那是小学四年级，大概十一、十二岁」（页14至15）。

远藤形容，自己信仰是一种「习惯性」的生活（页18）。其中有三个信仰问题一直困扰着他：其一，关于神的存在。他说：「我年轻时候，怀疑神的存在，看了各色各样的书籍」，希望可以论证到这位眼睛看不见的神的存在（页38）。其二，是在十八、九岁读预科时，「开始看书之后」，觉得天主教是一种「西洋的宗教」，萌生想将之「丢掉」的念头（页19）。其三，在信仰体会上的挣扎，他体会到自己虽有信仰，却仍会「做坏事」。他引用另一位小说家的话：「任何人都有一个若是让别人知道了不如死掉算了的秘密……」，面对自己 「做了坏事」（页27），乃人的本性使然，「靠自己是改变不了什么的」（页28）。

怀疑与希望并存的信仰

远藤一直没有否认自己对神的怀疑，「我什至有几次想抛弃神」。他引用另一位天主教小说家贝尔纳诺斯（G. Georges Bernanos）的话，「信仰是百分之九十的怀疑，和百分之十的希望」（页14）。他形容自己与天主教的关系，「我虽说滚出去吧！对方却不走」（页19）。其中主要的原因，乃其天主教信仰是从所爱的母亲处承传，「胡乱抛去母亲珍视的东西，总觉得对母亲过意不去」，是「不孝」（页20）。慢慢地，他不再执着于要证明神的存在：

回顾自己的过去，有许多爱我、支持我的人，我感觉他们并不是胡乱存在的，而是有一条眼晴看不见的线将他们连结起来，在一种作用上支持我……我称它为神的场域。（页30至31）

这个「神的场域」即「神的作用」（页31），他认为比「神的存在」更具意义。「那么，神如何对我产生作用呢？我的情形是透过母亲，或者透过我人生中关系非常深的人发生作用的」（页39）。他又说，什至「在恶和罪里头，也有神的作用」（页33），包括「无数伤害自己的人或被自己伤害的人」。这一切，会在某个时间在人的心底「动起来」，而在未动前，却存在于人心中隐藏之处。佛教称为「阿赖耶识（心中最深处的领域）」，基督教却是「灵魂之处」，而深层心理学者则称之为「无意识」（页40）。作为天主教徒，他深信，「灵魂」是人的最重的地方，也是在「心的深处」，让神可以掌握人的地方（页42）。

当远藤周作感受到神的「作用」，他对前述贝尔纳诺斯那番话，便有了新的体会：「信仰是百分之九十的怀疑和百分之十的希望；我还是只有这样的信仰。因为即使现在也还在动摇。有可疑的事件发生，就会起疑心。不过，还有百分之十的希望可以依靠。究竟为什么想依靠，自己也不知道。或许是因为惰性使然吧！或许是恐惧！不过，不只是惰性或恐惧而已，我觉得还有X的作用。」（页51）。这个「X」，对他而言，就是「神」（页56）。

洋服？和服？基督宗教与日本社会

远藤周作很早便感受到天主教与日本文化格格不入。他形容母亲给他的是「极不合身的洋服」。因此，他很想将洋服「修改成适合我身体穿的和服」（页20）。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包括：一、昔日传教士（不论是天主教或新教）将欧洲人的耶稣意象「硬塞」给日本人；二、后来日本的神职人员，又一直在「炒从西方学到的西洋基督宗教学者论说的冷饭」；三、日本教会没有认真思考日本人的问题，思考如何将基督宗教融入日本人。 （页129至131）。结果，在日本人心目中，基督宗教是「门户极其狭窄的宗教」、「裁判的宗教、经常强调罪的宗教，是严格的、阴暗的宗教意象的重叠，总觉得非常郁闷」（页131）。日本人不容易成为信徒，就是因为基督宗教是「穿起来很不舒服的洋服」（页137）。

此外，他又提及了一段被天主教「压迫」的经历。1950年6月，他以战后第一批留学生身分赴法国留学，在里昂大学研究法国现代天主教文学。不过，他在1953年2月却因病而回到日本（页235至236）。在《对我而言神是什么？》中，他提及这段经历：

我在战后不久以留学生身分到法国，在那里生了病……会生那样的病，是因为西洋无所不在的天主教压迫我，左看右看都是教会或天主教的那种感觉的世界，所以，我的身体才变得不好。强烈感觉只要从那里逃走身体就会恢复健康，所以那时并未深入思考天主教。（页21至22）

他没有具体提及在法国所受的「压迫」是什么，以及所患何病。但两者间似有所关连，更隐约流露出其在精神方面承受的困扰，以致必须离开法国。后来，当他投入小说创作后，便「逐渐明白天主教并不是只有欧洲的东西。亦即开始慢慢了解不只是洋服，也有和服的要素」（页24）。

远藤期望借着其小说创作，「试着将这洋服改为适合日本人肉体的和服」（页163）。他深信，「母亲的形象」比「严父制裁意象」更适合日本人（页132）。他创作了《圣经中的女性》，指出两种不同的女性类型：「极为激烈」与「悲伤痛苦」，而圣母玛利亚正是「这些女人的综合、净化」（页106至122）。而他在《耶稣的生涯》一书中，又以一种有别于西欧父性宗教不同的母性宗教意识来表达耶稣意象，他认为，这是更符合日本式的宗教意识（页71）。

罪与救赎

在深受佛教影响的日本文化下，远藤为何没有改变天主教的信仰？他指出，日本人将信仰「想成是百分之百的相信」（页25）。在日本人的宗教观里，「宗教是以清净自己为目的。让自己清净，脱离迷惘，从痛苦中解放，称为救赎」（页168至169）。「清净」的相反是「污秽」，「罪」就是「污秽」，善是清净，这是日本人对善恶的基本理念（页165）。

他体会到，日本人的「救赎」观与基督宗教不同：「我长期为日本人有无基督宗教说的罪的意识所苦」（页164）。日本人的「善」是「非清净不可」的神圣，是「不存在污秽」的境界。这跟基督宗教那种对救赎感到绝望，最后获得赎罪而解放的救赎观完全不同（页166）。佛教「救赎」的结果是「寂灭」。所谓寂灭，是指「去除烦恼及其他一切，在轮迴世界往解脱的世界而去」。这种「空」与「超越」，对远藤而言，却失去了基督教那种「生命的跃动」。所谓「生命的跃动」，就在「因基督自己的死亡而获得的，感觉是为我们而获取的」，「参与神的创造性生命」的「大大的跃动」（页180至181）。

远藤对「生命的跃动」的追求，源于其对罪性的体会。因着「神的光」，让人清楚察觉到「污秽」的东西的存在（页195）。但基督宗教的「原罪说」，不是佛教的「宿命」观，而是「还有希望」、「可以救赎」的性恶说（页192至193）。他强调，「可以救赎」不代表基督徒成为「完美无缺的人」（页197）。基督教的救赎，其实是一种「承认人是容易犯罪」，却又相信「神有救赎」的意志（页193）。

因此，「虔诚的天主教徒」不等于「渐渐地不做坏事」。他反问：「即使到最后还是会做坏事的，不是吗？」（页50）所以，他对软弱的「背叛者」有更多包容。他见到圣经将背叛都集中在犹大身上。事实上，在某程度上「使徒全都是犹大」。他反问：「全部人都跟犹大一样的，不是吗？」（页61）他们都带着「背叛者的愧疚心情」来面对耶稣。「耶稣在最后死亡的痛苦中以身教导『爱』。弟子们知道耶稣虽然痛苦挣扎却依然体现『爱』，因此受到很大的震撼」（页104至105）。

他特别提及天主教传统里信徒向神父的告解，「严格来说不是对神父，而是对神」（页200至201）。「自己做的事获得神的谅解，而不是神父的谅解」，在告解后，告白者「有一种不可言喻的愉悦与解放感」（页202）。但远藤指出，告解其实不是想像中轻松，特别在认识的神父面前作罪的告白，往往带着「屈辱感」，「说的时候觉得非常丢脸的罪」（页202）。

《沉默》的背后……

上文从三方面整理了《对我而言神是什么？》一书所见远藤周作的信仰世界，接下来便探讨其与《沉默》的关系。

神在沉默中的「作用」

关于《沉默》的创作，远藤提及自己一段患病经历。1960年，他因结核病入住东大传研医院，年底转庆应医院。1961年病情恶化，肺部更动了三次手术。1962年7月出院，但体力仍未恢复（页238）。患病的经历，使他懊悔自己的创作受影响，后来因住院费及手术失败，「有种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感觉」（页22至23）。同时，他再次经历到信仰的危机：

我生病住院时，在那里看到住院的小孩，我怀疑神。有的小孩生下来就没手没脚，说是只有三个月的生命。为什么让无罪的小孩子承担这样的痛苦呢，我陷入沉思。那时我怀疑神的爱，在《沉默》里透露出来。（页52）

因怀疑神的爱而衍生的矛盾与张力，在《沉默》中借着受逼害的天主教徒充分呈现。「为什么主要赐给我们这么大的痛苦呢？神父！我们并没有做什么坏事呀！」面对日本信徒的质问，远藤写道：「我们沉默着。茂吉和一藏也默默地凝视着虚空的一点。我们齐声为他们唱最后的祈祷。祈祷完毕，三人下山而去。」（《沉默》，页66。林水福译，台北：立绪，2002）「祈祷」真的可以填补「沉默」的空虚吗？两位神父只能无奈地目放送三人下山，走上「殉道」或「弃教」的道路。

《沉默》里的「沉默」，往往有着极大张力。例如当茂吉和一藏殉道后，远藤写道：「神和海仍然沉默着，继续沉默着」。洛特里哥神父内心，也出现了「万一没有神的话……」的疑问。他说：「我知道最大的罪是对神的绝望，可是，神为何沉默，我不懂」（《沉默》，页81至82）。

神的沉默会否定信仰吗？远藤将自身从怀疑到相信，及在看不见的神中感受到神的作用的经验，注入了小说之内。无疑，洛特里哥神父最后选择弃教，但远藤同时表达出，神父在怀疑中仍然相信。洛特里哥神父在「踏绘」时见到基督的面容，听到基督的声音：「踏下去吧！踏下去没关系，我是为了让你们践踏而存在的」（《沉默》，页213）。弃教后，他再想起基督的面容，再听到「踏下去吧！你的脚现在很痛吧……我分享你们的痛苦，我是为此而存在的」。神父说：「主啊！我恨你一直都保持沉默。」基督回答说：「我并非沉默着，而是一起受苦。」 最后，洛特里哥说：

我即使背叛了他们（笔者按：指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但绝不会背叛他。我用跟以往不同的形式爱着那个人。为了了解他的爱，到今日为止所做的一切都是必要的。在这个国家，我现在仍然是最后的天主教司祭。而，那个并非沉默着。纵使那个人是沉默着，到今天为止，我的人生本身就在诉说着那个人。」（《沉默》，页229）

远藤周作在《对我而言神是什么？》中说：「我曾感受到有某种眼睛看不到的东西的手放在我背后，推着我往这边去。也就是感受到神的作用。我透过主角在《沉默》的最后将它写出来。」（页31）「《沉默》的最后我写『透过你的人生，我诉说着，所以我并非沉默着』，我想说的是我要证明在X之中神的作用。那一行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页44）

显然，远藤将自己对神的作用的体会，借着洛特里哥神父表达出来：

我的人生是许多人把我推到这里的。而在这推着我的背后，有眼睛看不到的力量，让我来到这里。如果我不是天主教徒，或许无法到法国。在法国，遇到了一般遇不到的人。再者，如果不是三年的大病或许写不了思考神的小说《沉默》。这么一想，不得不承认有眼睛看不到的力量作用着。对我来说那就是圣灵的作用。（页191）

可见，《沉默》的书写，正是从远藤的人生经历中一步一步推出来的。但同时，他又是借着书写《沉默》，进一步体会神的作用：

我明白，透过许多人，才知道是一种眼睛看不到的力量从背后推着我的人生，才会有今天的我，而从背后推着我的是神。」「不要把人生只看作是自己一个人的人生，是从父母亲开始集合许多人的总合体之处，自己才站得住的。……这是我写了《沉默》之后慢慢体悟到的。（页45）

改穿和服的天主教

远藤周作创作《沉默》的另一个关怀，是要反思天主教与日本社会文化间的张力。前述远藤在留法期间的生病经历，已感受到天主教的压迫。后来他明白到天主教「不只是欧洲的东西」，在日本可以有「和服的要素」。于是，「开始思考想把它融入自己的作品里。出院后写的小说《沉默》就有这样的东西」（页24）。

在《沉默》中，洛特里哥先后与通译筑后守露及费雷拉的对话，正好将这张力呈现出来。

这位曾经奉教的日本通译质问神父：「自己不想要的东西硬塞给人，就叫作强迫送礼。天主教跟这种强迫送礼的礼品非常相似。我们有我们的宗教，我们不想接受外国的宗教。」（《沉默》，页106）他又说：「神父们一直瞧不起我们日本人」，「尽管人都来到日本，还嘲笑我们的房子，嘲笑我们的语言，嘲笑我们的食物和习惯。」「纵使我们读完神学院课程，也绝不允许我们当神父。」（《沉默》，页106）日本人心目中天主教的欧洲中心形象，在此充分表露。

后来，通译又以树木来比喻天主教。「在某地能开花结果的树木，地方改变了也有枯萎的。叫作天主教的树，在异国枝叶茂盛，还会开花，可是，在我们日本就枝叶枯萎，花蕾也没一个。司祭没考虑过水土不服的问题。」（《沉默》，页133）到底，天主教不能在日本生根的原因是什么？

后来，弃教的费雷拉更以自己二十年在日本传教工作的「失败」，来说明天主教并不适合日本。他对洛特里哥这样表白：「我传教了二十年！」「了解到的是，在这个国家，你和我们的宗教终究无法生根。」「这个国家是沼泽。不久你也会明白的。这个国家是比想像中更可怕的沼泽地。无论哪一种苗，只要种在那沼泽，根就开始腐烂，叶变黄而枯萎。我们在这沼泽地种植了名为天主教的树苗。」

费雷拉指出，问题的核心，是日本文化根本容纳不了天主教，反过来扭曲了天主教信仰：「这个国家的人，那时候信奉的并不是我们的神，而是他们的神。在好长、好长的时间里，我们都不知道这事实，误以为日本人变成了天主教徒」。「而我是在传教二十年之后才了解日本人，才知道我们所种植的树苗的根部，在不知不觉中已逐渐腐烂。」「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扭曲了的神不是我们的神」。「他们信仰的不是天主教的神。日本人以前没有神的概念，今后也不会有。」「日本人并未具们会思考和人类完全隔绝的神的能力。日本人也没有思考超越人类存在的能力」。「日本人把经过美化、渲染的人称为神。把跟人同样存在的东西叫作神；但是，那并不是教会的神。」他的结论是：「因此，我认为传教已无意义。带来的苗木，在称作日本的这沼泽地不知何时根部已腐烂了。」（《沉默》，页179至183）

对远藤周作而言，失败的也许只是穿某种意义上的「洋服」天主教。其实，《沉默》中也提及具「和服」特质的天主教。例如，日本官员要求已经「踏绘」的茂吉等人向「圣母」像吐口水，并骂圣母是「千人骑的妓女」。洛特里哥神父发现，原来「日本贫穷百姓的信徒们最崇拜的是圣母」，有时他们对圣母「比基督还要崇敬」（《沉默》，页68）。这不正是跟上文远藤描述的符合日本宗教意识的「和服」天主教吗？

此外，《沉默》中特别描写了那位名叫摩妮卡的女信徒，对即将面临的死亡表达了坚定的意志，原来是源自她对没有苦难的「天国」的期许（《沉默》，页99）。还有在海边殉道的茂吉，最后唱出的「走吧！去吧！到天国的教堂去吧！天国的教堂；遥远的教堂……」的诗歌（《沉默》，页71）。这些，都成为洛特里哥神父对费雷拉否定了日本信徒的信仰的坚定回应：「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的。」远藤写道：

那样的事是不可能的！人不可能为虚假的信仰牺牲自己。自己亲眼见到的农民、贫穷的殉教者，那些人如果不相信救赎，怎么可能在下着毛毛雨的海中，像石块沉下去呢？那些人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看，都是信仰坚定的信徒、教徒！那信仰尽管质樸，但灌输这信念的不是日本的官吏或佛教，而是教会。（《沉默》，页185）

即使洛特里哥神父的「弃教」，也只是一种「屈服」。「主啊！只有祢知道我并不是真正弃教」（《沉默》，页212）。这岂不正是远藤对指日本基督徒都是「过着双重生活，适当地妥协」（页127）的对写照吗？

「弃教」后的洛特里哥神父，首次跟奉行见面，远藤描述，「现在他对眼前的男子已无耻辱感」。因为洛特里哥神父知道，自己要对抗的不是这些逼迫天主教的日本人，而是「自己的信仰」。当奉行跟他说：「神父并未败在我手上……是输给了名叫日本的沼泽。」他却大声的回答：「不，我所对抗的是──内心的天主教教义」。（《沉默》，页222至223）他所指的，既是指向「洋服」的天主教，也是指向自以为可以严守戒律，充满「虚荣心」的天主教（页206）。

在《沉默》中，一方面见到「洋服」天主教的「失败」，但另方面，远藤似在反问，「和服」的天主教，真的不能在这片沼泽上生根吗？

弃教者

远藤周作在信仰方面关于罪与救赎的思考，也可从《沉默》中关于「弃教」的张力中见到。在《对我而言神是什么？》里他坦白了自己在写《沉默》时对殉道与弃教的理解。

他在构想《沉默》时，曾特地到长崎看了「踏绘」及「地狱谷」。面对昔日的场景，他不禁问自己：「我觉得殉教者很伟大。可是我能否殉教呢？我没有自信。」他曾考虑日后小说应将重点放在「不踏的人」还是「踏下去的人」？当他见到踏绘时，思考到「是怎样的人去踏了呢？是以怎样的心情去踏呢？」并再次问自己，如果是处于那种情况，「会不会踏下去呢？」他说：「我显然是可能会踏下去的人，所以把相机摆在踏下去的人身上。」（页208）及至他亲临地狱谷，想到自己同样被绑在上面时，他知道自己可能会马上「晕过去！」这让他更知道，自己写《沉默》时，相机要摆在哪里（页209）。

因此，《沉默》对弃教者的心路历程，有了深刻的描述。对洛特里哥神父而言，他在牢的木墙摸到刻着拉丁语「LAUDATE EUM」（主啊！赞美你）时，想到这是一位坚强而不弃教的传教士留下的。但后来弃教的费雷拉跟他说，这是他所刻的：「我弃教是因为，请你注意！后来被关入这里，耳中听到那呻吟声，神却一点表示都没有。我拚命地祈祷，但是神没有任何表示」（《沉默》，页194、202）。费更再三迫挟洛：「你如果说出弃教，那些人就可以从洞里回来，从痛苦中获救」。「司祭必须学习为基督而生，如果基督在这里的话……基督一定会为他们而弃教的！」「基督会弃教吧！为了爱，即使牺牲了自己的一切。」（《沉默》，页204至205）

费雷拉的弃教，因为他拚命祈祷却没见到神的奇迹。远藤周作在《对我而言神是什么？》也表白了对「奇迹」的理解。他说：「有小孩，小孩患了癌症，父母当然会祈祷『神啊！拜托，请帮助我！』结果还是死掉的话，就会认为哪有什么奇迹，既没有神也没有佛，不是吗？不过，真正的宗教是从这里才开始的。」（页91）这里，「真正的宗教是从这里才开始」是什么意思？远藤要表达的，是「爱」。无疑，耶稣也有施行医治，什至令死人复活的奇迹，但最重要的是，耶稣是因爱心而行奇迹。「少了爱，就不是耶稣的奇迹」。因此，「借着爱的力量去做的事，就是奇迹」（页92）。在现实中，「还有比治好疾病更伟大的奇迹」，「借着爱的力量为别人而死也是一种奇迹」（页89）。爱的力量，就是宗教的开始。而洛特里哥神父在听到基督的声音，「踏下去吧！我是为了要让你们践踏才出生到这世上，为了分担你们的痛苦才背负十字架的」。就是这样，他把脚踏到圣像上。（《沉默》，页207）是的，没有惊天动地的奇迹，确令人怀疑神的存在。但这位看似沉默的神，却以自己的牺牲，来教导神父对受苦者的爱，这难道不是另一种奇迹？

与洛特里哥神父的弃教不同，吉次郎在《沉默》中，是一位多次作出「弃教」决定的人。远藤指出，他是有意突出吉次郎这人物作出「踏绘」的决定，「如果问要是让他站在『踏绘』之前会怎样？大概就明白为什么《沉默》会有吉次郎出现」（页210）。

有趣的是，吉次郎每次弃教后，都会回来找神父告解，希望获得神的赎罪。「我，我无法那么坚强！」「我踏下的脚很痛啊！真的很痛啊！我天生就是弱者，上帝却要我模仿了强者。那是毫无道理的！」「我要告解，求求你，我想做恢复信心的告解」（《沉默》，页138 至139）「神父，请原谅我！我为了要忏悔跟到这里来，请原谅我吧！」（《沉默》，页197）即使在洛特里哥神父「弃教」后，吉次郎仍然去见他，「请听我说，如果弃教的保罗还有听告解的能力，就请宽恕我的罪过吧！」（《沉默》，页227）吉次郎的角色，充分说明：基督是「是爱的神，是宽恕的神」，「神说，无论有什么样的过去，最后真正忏悔的人，可以获救。」（页232）

远藤在《沉默》最后，借着〈天主教住宅官吏日记〉，明确指出，洛特里哥神父及吉次郎仍然持守天主教信仰，天主教也有「死灰复燃迹象」。他在《对我而言神是什么？》里说：

《沉默》最后的官吏日记……吉次朗被关进牢里，主角洛特里哥说我依然相信天主教，遭受拷打被迫写下弃教的证明书。……我在日记中想让大家知道的是那个洛特里哥进了牢里又弃教，之后又恢复了天主教徒身分。吉次郎这个懦弱者出狱之后逃走就算了，却又回到牢里晃来晃去。」（页210）

也许，这正是远藤周作自己的独白：「我想我也会弃教，再恢复信仰，又踏下去的反覆不已吧！我想那还是信仰。我并不认为那是了不起的信仰；不过，我的信仰就是那种程度。」（页210至211）

远藤一直相信，「人如果那么坚强就不需要宗教」（页25），正因为他对人性的软弱与挣扎有深刻的体会，所以，人才需要宗教。

沉默之碑

1987年11月，远藤周作参加长崎远藤周作文学馆内「沉默之碑」的揭幕典礼。碑上刻有他题的字：「人类是如此悲哀，主啊！大海却异常蔚蓝」。

我们必须将这段题字，放回《沉默》中极令人痛苦的一幕作对比。那是神父目睹两位勇敢的信徒殉教，在晚上听到海啸声所激起的冲击──「黑暗中的波浪声低沉如大鼓声；整晚，发出毫无意义的冲击、退下，退下又撞击的声音。海浪无动于衷地冲洗、吞噬茂吉和一藏的尸体，他们死后，同样的表情会在海中扩大，而神和海仍然沉默着，继续沉默着。」（《沉默》，页81）在坚强的殉教背后，却突显出神的沉默……

黑暗之中，巨浪一再冲击着，人类似乎一直没法摆脱悲哀的命运。对此，信仰者仍不断地经历着怀疑，但神仍是如常地沉默着。不过，百分之九十的怀疑，不能否定百分之十的希望，并且「那百分之十说不定比百分之九十还强烈」（页53）。面对巨浪吞噬信心的大海，远藤说：「如果把自己的人生想成大海，感觉在海中被某种东西支撑着。我感觉包围我人生的就是神。」（页191）神虽然沉默，却仍在苦难中与受苦者同在。

「人类是如此悲哀，主啊！大海却异常蔚蓝」──远藤周作

（原载作者Faceb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