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本港堂会要健康成长，必须刻意改变其事工文化，创造空间，才能兼容不同世代，见证上主国度使命。
事工要松绑
身处稳定时势，堂会事工或可五十年不变；然而于急变年代，堂会体制与事工若不作出对应的协调，就不能适切回应时代的挑战。想像大多堂会会众老龄化，有部份家庭成员散居世界各地，这些退休的金龄信徒不会多了时间，就会更多参与堂会事奉。相反，有部份金龄信徒会如同季候鸟一样，定期飞往不同城市，或与家人团聚，或探亲旅游。有些金龄信徒更因经济因素，移居内地与台湾等，毕竟香港是全球生活成本最高城市之一。
这意味着堂会多了退休信徒，不是理所当然多了有时间返堂会参与的人力资源。愈是中产堂会，愈多中产退休信徒，将要面对参与时间不稳定的信徒。还有身体因素，某些老弱信徒更因行动不便或突发性疾病而未能参与。
堂会领袖要重新思考其日常运作所需要的人力资源。比较○九年与一四年教会普查数据 : ○九年参与事奉人手有104,312人，占整体会众32.5%；至一四年参与事奉人手有102,266人，占整体会众33%，平均堂会约有三成多参与义工。随着会众老龄化，事奉编排与动员就更要弹性。就以崇拜为例，某些职责（读经、接待或司事、电脑操作等）可考虑以家族成员为单位，或以堂会不同团组为单位。这可省却主日崇拜事奉编排常有的现象（编好人选后，对方才通知堂会当日有事要缺席聚会）。
随着年日发展，堂会领袖明知有些传统聚会或事工已失效，就不要碍于面子与人情要继续推动。有些事工或聚会，确实可以光荣地结束或解散。堂会组织结构，过往因应事工发展而陆续增添，形成科层化结构，结果是架构庞杂，议事人多，做事人少。堂会可因应事工需求而成立「专责小组」（ad hoc group），一旦任务完成，就可解散小组。
教会领袖于事工规划有远见与智慧，减少「不必要」事工与聚会；体制与事工若不能松绑，没有空间，会众就不能更有弹性回应时代的挑战。
活力能自发
初期教会于罗马社会内产生震撼的影响力，并非因着当时教会领袖有周全计划，反倒是一群委身福音的门徒，顺服圣灵的引导，能自发地随走随传，与人分享信仰。福音的大能，正反映于门徒的「自发」动力，不用中央发号施令，乃各地「耶稣的群体」主动地以生命与生活来见证福音。正如Michael Green于Evangelism in the Early Church指出基督徒群体外展布道的成功，就是「自发」的活力。
就笔者观察，本港教会主流事工哲学是「规划过度」，正与「自发」力量背道而驰。当堂会领袖年年用心铺排各式各样大小活动或事工，样样为信徒好，结果是信徒失掉了自主与自发。现今信徒走进世界，或面对职场挑战，能独立思考的不多，大多要倚赖专家提供意见，或在上的宗派弄个立场与指引。正如成年父母照顾儿女过度，结果害了儿女的独立成长；堂会领导事事要为会众代作决定，哪套电影不可看（如《美女与野兽》等）、哪个演唱会不可去（如Lady Gaga等），于是信徒如同骄生惯养的青少年，从未学习独立自主辨识问题，只能人云亦云，照搬答案，于是信徒于公共空间长期处于失语的景况。
堂会领袖可简单测试 : 倘若某些事工或聚会（崇拜以外），要花什多力气来推动，很大可能这些事工或聚会，已失掉原有价值与意义，堂会不做也无妨。
力量可汇聚
面对教会领袖退休潮与人才荒，笔者预见首当其冲是特大型堂会与机构，这些过大组织于第一代领袖退位后，难以找到众望所归的继承人，于是内部矛盾与冲突白热化，结果是这些教会组织后继无人，逐渐走向衰弱。笔者认为现存机构过多，部分机构更长期乏人领导；有些同类型事工、或持共同事工信念的，大可合作与合并；互相结合力量，集中资源，发挥协调效应。
Malcolm Gladwell于《引爆趋势：小改变如何引发大流行》（The Tipping Point）指出「少数定律」（Law of the Few），只要结连一起，发挥「黏性作用」（Stickiness Factor），配合「处境的力量」（Power of Context），就可使细小行动达成重大的影响。教会领袖能建立信任，有良好沟通与合作，确实不易；笔者见多是以利益为前提的部落主义，各据山头，现今要汇聚力量较九七前更为困难。也许教会要走到绝境，如林郑新政府要成立宗教部门，教会领袖或会走在一起共议合作。
结语
面对前景恶劣，社会与教会形势不向好，教会领袖要思考事工怎样松绑，创造空间使更多力量能自发而生，最后能结集力量，带来协调效应。
（原于二○○二年成文，现重新修改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