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虽然行「一国两制」独特的管治，这是由非完美的人设计出来的，就如同世上所有有限的政制模式，不存在最好，只存在更好。如何使香港的治道更好？圣经提供不少社会性教导，可予信基督的市民和选委一把尺去度量几位参选人。以下只就经文的「叙事」引申和反省，无意建构一套某人或某宗的政治神学。
创世记一章27至28节（《和合本修订版》）被称为与「大使命」等量齐观的「文化使命」（Cultural Mandate）：
「神就照着他的形像创造人，照着神的形像创造他们；他创造了他们，有男有女。神赐福给他们，神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治理它；要管理海里的鱼、天空的鸟和地上各样活动的生物。』」
改革宗神学往往演绎「遍满这地，治理它」为信徒对政治经济社会等投身改造。但第一章至第二章中段共出现约三十次的「地」，是指神造的大地，而非人造的文化——如「弹琴吹箫」、「打造铜器铁器」这类人造的艺术和工业（创四21-22，该隐后裔所作）。繁衍大地的人类，其使命实是治理地土、管理活物，可称其为今人所重视的保育环境、善待动物等「环保使命」，更合原意。当然，文化方面如政经社的关怀可以是这方向的延伸，但这是人的作为，与神的作为（自然界）有本质之别；尤其人犯罪后的政经社方面作为，不可能求其圣洁完美，只可能从防罪治罪梳理。因此，好的首长不只在施政，也在防罪。一篮子鸿图大计也可滋生一大批苍蝇，参选人如何设防？
「文化使命」在新加尔文主义（Neo-Calvinism）备受推崇，上世纪下旬在华人教会日渐流行，透过Chuck Colson, Francis Schaeffer多本的译作和唐崇荣主领的聚会，中港台教会大多在理念层次予以肯定，欠的是处境方面积极落实、从中累积适切可行经验。按西方经验，文化使命（cultural mandate）往往走向极端的治理／统治使命（dominion mandate；Christian Reconstructionism）而寻求复行摩西时期的神治政体于当代社会，尤其反映在美国基要信仰者推崇的政治诉求（the Christian Right）。特朗普竞选时手持"Bring GOD back to the WHITE HOUSE"，是这诉求的最佳写照。香港有别美国，此等极右路线完全不符本地处境，在此不赘。「文化使命」原意应指每个地球公民在其生存地域实践「爱地使命」，地土出人民，人民立国家，圣经「叙事」时序是地土、人民、国家。三者构成一个紧密又复杂的关系，衍生各式解读，但一般只处理人民与国家关系，缺乏「地」这重要一环！
「国家」显然不是上帝创世项目之一，乃是该隐之后人类自生文明之一（属人造的文化）；国及其包含的政经社构成俗称的「世界」，人类就生活其中（除了与世隔绝的极少数人）。那么，也在「世界」的教会其角色在哪里？笔者认为：教会 "ecclesia"原文是「蒙召群体」使其本质上既属于天国的群体（约翰福音十八章主耶稣向彼拉多质问其犹太王身份直答「我的（天）国不属这世界」），就有需要将基督国度与世界国度的「异国性」区分出来；教会这群也拥有「公民群体」另一身份并须积极投身「港人治港」，亦有需要同时在其教务上忠于「不属这世界」而属真理（同段经文主耶稣告诉彼拉多他是真理王而不是政治王）。否则，若宗派、教会、堂会的教务都沾上「世界的事务」（政治事务是其最大化），那麽教会就会陷入不务正业多于正业了。
活跃于加拿大福音派的政治学教授Paul Marshall在其一九八四年名着Thine is the Kingdom: A Biblical Perspective o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Today第七章，以一个主张入世的改革宗学者却这样提出：「我们需要将整体的基督徒政治表态与教派教会区别出来。」（此句上文是成立一些基督徒政治组织以作区别。）因此，教友们从事政治之事要与教会本务彼此分别为圣。两者之间各自发挥，不必然存在对抗性。
William Temple（汤樸威廉）出任二战时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坎特布雷大主教领导全球圣公会，成为该宗至今公共神学权威，享誉全球。其代表作Christianity and social order（一九四二年面世，中译《基督教与社会秩序》由文艺二○○三年出版）第二章「教会应该如何介入世事？」有这方面上佳的讨论，兹摘录如下：
教会对世界的贡献，十分之九是教友在组织上与教会不相干的政治和社会责任中实现出来……教会对于解决社会问题的任务，是在于培养好的男女信徒，因为这是至大无比的贡献。（页14）
会友们以公民资格，在决定国家政策上所发生的影响也是十分重要。有组织的教会，绝不可拥护或反对某一项国家政策。（下文论到一战时英国大部份主教拥护国际联盟主义）……因为任何一种政策都可能是错误的……同时，对于任何政策，基督徒不会有一致的看法……占多数的信徒也不应该勉强他们（笔按：少部份信徒）同意他们良心上不赞成的事。（页14-15）
教会本身应该拒绝参加政治活动，可是教会却不能完全谢绝政治责任。她应该公然唤起会友当以基督徒的精神尽他们的国民义务。（页16）
教会必须有系统的将基督教的政治原则和经济原则予以清晰的宣示，使会友有所遵循——这自然也包含着斥责一切不符合基督教原则的习惯、制度和社会活动的责任。（页18-19）
（教会）不能正式负责判断纠纷、处理争端，教会站在劝人和睦的立场上，是可以使双方接近，共同寻求解决办法的。（页19）
诚然，英国奉行国教，政教关系有别回归后香港特区和中国大陆。然而，上述言论对一个无国教、非极权的社会仍有参考价值，就是：教会以信仰定位将自身抽离政府施政上引发争议之事，改由会友（经教会教导相关真理原则下）自行判断此事或以公民身份介入此事；教会以超越社会争议者的身份促进社会和睦，令到各方政争者能共商解决办法以减社会撕裂（即教会不偏护任何一方什或与之连结对抗另一方）。「属这世界」争议之事何其多，教会与会友各施其职。
去年十一月出现的人大就议员宣誓释法一事，带来一批以「宗派人」（如浸信会人、圣公会人、平安人、宣道人等）联署表态，衍生教内存在对教会和会友理解问题，主内各方可参详上述意见，结合当前「属这世界」的「一国两制」处境，找出主耶稣推崇的合乎圣经真理的「王」道。有心者宜在神学和政治经济学三方面多加充实，才能作出贡献。
（作者为卫道神学研究院神学哲学副教授、政府公共事务论坛成员。标题为编者所拟，原题为「管治香港有『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