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和平占中」）和雨伞运动，基督教群体大多从信仰或神学的视角讨论运动的正当性与否，而较少注意运动对建构香港公民社会的积极意义，以及基督徒在其中的角色。本文指出，和平占中和雨伞运动是两个不同的运动。在专权政体统治和泛民主派四分五裂的政治环境下，和平占中尝试巩固香港的公民社会，以公民社会的集体力量与专权政体交涉，从而推动民主政改。基督徒是和平占中重要的一员。他们在物质资源和道德认受性上给予支援，使运动得以推进发展。和平占中所倡议的非暴力价值也深深地影响了雨伞运动期间占领区大部份示威者的想法和行为，成就了香港历史在规模上仅次于六四事件的集体行动。
本文采用帕特南（Robert Putnam）的公民社会理论去分析和平占中的理念和实践。帕特南提出，公民社会一个重要特征是公民美德，包括公共参与、政治平等、团结，信任和宽容、公民对社团的参与。公共参与是指个人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和表达他们对社会议题的关注，以及参与议题的辩论和公共活动。政治平等是指公民由互惠和合作的横向关系所连系，强调彼此之间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而不是由威权和依赖的纵向关系所构成。团结、信任和宽容是指公民具有互助和互信的美德。他们尊重不同背景和抱持不同的意见的人，愿意通过商讨去解决冲突以达至共识。公民社团指个人通过参与社会团体学习到公民的价值和规範。在社团以内，个人能学到与人合作的公民技能、分担责任的意识，以及参与广泛的政治制度。在社团以外，个人能通过由社团组成的社会网络去实现社群合作。以下从帕特南的公民社会理论分析和平占中对建构香港公民社会所作出的努力，以及基督徒在支援和平占中的角色。
政治参与
和平占中是一个鼓励香港人以公民抗命方式对中国和香港特区政府要求普选的运动。和平占中发起人和支持者有一连串的商讨和公投行动，向政府公开表达香港人普选的诉求。假如政府漠视他们的诉求，他们便以非暴力的占领行动向政府施压，要求政府履行给香港人普选的承诺。以商讨、公投和公民抗命的方式向政府公开表达政治诉求是一种公共参与的行动。
和平占中〈信念书〉对公民抗命行动有清楚的解释：
「争取在香港落实民主普选所采取的公民抗命行动，虽是不合法，但必须绝对非暴力。」
「这运动主要包括四个步骤：签署誓约、商讨日、公民授权和公民抗命。」
「经过商讨日和公民授权后，此运动会对二○一七年特首选举提出具体方案，假如有关方面漠视公民的民主诉求，提出不符合国际普选标准的选举方法，我们会在适当时间进行包括『占领中环』的公民抗命。」
天主教香港教区对和平占中的立场是「有条件支持」，而基督教的宗派和教会则立场分歧。不过，许多基督教的行动小组、教会领袖和个别信徒都认同和平占中的理念和给予支援。
二○一三年七月廿四日，天主教会发表公开声明〈具诚意的交谈，有承担的行动：天主教香港教区有关普选及公民抗命的紧急呼吁〉，指出和平占中假若符合天主教会所订下的条件，教会不反对公民抗命的行动。天主教会并于二○一三年七月廿六日在《明报》和《南华早报》分别刊登公开声明的中、英文版本，向全港市民表达天主教会的立场，以及于七月廿八日在《公教报》和Sunday Examiner刊登同一声明。
在基督教方面，「基督徒支持民主政改」行动小组于二○一三年九月廿二日在《时代论坛》发表其〈理念书〉，表达前进基督教信徒对和平占中的立场。〈理念书〉指出，市民因为政府不回应普选的诉求而选择以非暴力的公民抗命行动去改变不公义的选举制度，行动小组表示理解和支持。
政治平等
和平占中的其中一个目标是政治平等。和平占中〈信念书〉的第一和第二点分别说明：
一、「香港的选举制度必须符合国际社会对普及和平等的选举的要求，包括：每名公民享有相等的票数、相等的票值和公民参选不受不合理限制的权利。」这是政治平等的原则。
二、「透过民主程序议决香港选举制度的具体方案，过程包含商讨的元素和民意的授权。」这是政治平等的实践。和平占中所策划的商讨日、公民授权和投票程序，参与者能够平等地讨论二○一七年普选的具体方案，议决后由全港市民公投他们认同的普选方案。这表现出帕特南所说的互惠和合作的横向关系的精神。
天主教和基督教会对商讨日和全民投票日提供物质上的支援。例如，商讨日二有多个场所是教会借出的场地，商讨日三的五个场所有四个是教会借出的场地。许多教会、教会组织和教会学校借出场地予「全民投票日」作为投票站。网上投票票站共有十五个，教会借出的场地共有七个。实体投票票站共有廿一个，教会借出的场地共有九个。
团结、信任和宽容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香港整体社会弥漫着不信任。激进与温和泛民有严重冲突，政党与民间团体也充满张力。雨伞运动期间，学联和学民思潮的抗议行动不断升级，警民冲突也导致示威者的行为愈趋激进。一方面，和平占中成为一个平台，促使泛民主派的不同政党和民间团体放下分歧，合作争取普选。另一方面，占中三子尽力化解学生领袖愈趋激进的升级行动，和平占中纠察队和运动支持者也尽力在占领区劝阻示威者的激进行为。
和平占中共有两个协调委员会，一个负责商讨日，而另一个负责策划「占领中环行动」。在后者，成员包括许多泛民政党和民间团体的代表，其中超过一半是基督徒。他们在香港的民主运动中长期合作，彼此之间有充足的信任。即使是激进泛民如人民力量和社会民主连线，尽管他们没有参与协调委员会，他们的代表参与了商讨日，以及加入行动组支援占中的工作。这里显示，和平占中促进了帕特南所说的公民之间的信任和宽容精神。
和平占中其中一个最能表达团结精神的活动是「毅行争普选」。这个活动呼吁全港市民参与二○一四年六月二十至廿九日举行的民间全民投票。当时，共有卅八个政党、社会和宗教团体派出代表参与六月十四至二十日的毅行。这些政党和社会团体的合作可说是公民社会的缩影。在这个活动，卅八个团体中有十五个是天主教和基督教的组织。当时八十二岁的陈日君枢机和七十岁的朱耀明牧师，与李柱铭和余若薇等政党领袖，于炎热天气下在香港、九龙和新界各区行走七天每天十二小时，呼吁香港市民投票。各区的天主教堂区开放其教堂予宣传队伍进内休息。这里显示，教会不仅给予和平占中物质上的支援，教会领袖也以其身份赋予民间全民投票道德上的认受性。
二○一三年九月十二日至十月七日，和平占中也在全港九个地区举行研讨会，与不同意见者公开辩论，包括「帮港出声」的周融。商讨日三讨论的众多符合国际标准的政改方案，包括了「帮港出声」的何泺生的方案。这些安排显示，和平占中尝试把宽容精神扩展到社会上不同意见者。正如帕特南所说的：「公民社会绝不是没有冲突的，因为公民们对公共事务有着坚定的看法，但他们对他们对手的观点是宽容的。」
不过，在运动期间我们也看到一些运动参与者缺乏公民美德。在商讨日三，激进泛民的某些组织成员采用投票策略使他们的政改方案胜出。当时，激进与温和泛民对投票结果争持不下。最后，陈健民依照和平占中〈信念书〉的精神，在原来的表决题目，即让市民对三个得票最高的政改方案投票，多加一个选项「如果政府方案不符国际标准让选民有真正选择，立法会应予否决」。市民可以选择只在两条表决题目的其中一条投票，也可在两条表决题目都投票。陈健民的建议得到激进与温和泛民的接纳，化解了双方决裂与和平占中胎死腹中的危机。
公民社团
从内部看，和平占中能够成为一个平台，让来自不同政党和民间团体的成员发挥他们所长，共同合作争取普选。在和平占中的两个协调委员会，参与商讨日协调委员会的有二十至三十人，其中民间团体代表占三份之二，而政党代表有三份之一。商讨日协调委员会除了组织香港大学法律系的同学、校友和其他义工做督导员，还推动政党、社福界、教育界、文化界、宗教界等许多社会团体的代表举办商讨日二。参与策划占领中环协调委员会的有十多人，各成员有明确的角色和分工。例如，有团体代表负责纠察队工作维持占领区的秩序和环境卫生，以及负责物资供应和医疗工作。参与协调委员会的成员展现出帕特南所说的「与人合作的公民技能、分担责任的意识」。
从外部看，和平占中通过它的社会网络，促进了政党和不同社会界别的民间团体商讨普选行政长官方案。商讨日二就是一个具阐明性的例子。商讨日协调委员会曾与社会各界团体合作组织了廿六场商讨日二。除了上面提到的社福界、教育界和文化界，还包括了为妇女和性小众、基层人士，以及弱能人士而举办的商讨日二。基督教和天主教团体也分别举办了三次商讨日二，分别是「基督徒支持民主政改商讨日」（2013年10月19日）、「天主教普选商讨日」（2013年12月1日），和「大专基督徒民主政改商讨日」（2014年1月26日）。
尽管和平占中艰苦地经营了十八个月让运动壮大，运动的发展并非占中三子及其支持者所能预见。正当和平占中准备在二○一四年十月一日正式启动「占领中环行动」，学联和学民思潮的学生领袖在九月廿六日发动「重夺公民广场」行动，把社会上蓄势待发的集体行动转移到学生运动。其后，学生领袖取得运动的领导权，替代了占中三子。和平占中由此转变为雨伞运动。在运动期间，学生领袖未能驾驭其他更激进的学生代表，同时被其他激进政治团体的成员挑战他们的领导权。雨伞运动的出现和发展偏离了和平占中原来计划和安排。缺乏领导和组织也使到雨伞运动失去重心和方向，在运动参与者坚持七十九天后悲壮地落幕。
结语
本文从公民社会理论的视角分析和平占中的理念和实践，指出这个运动试图巩固香港松散的公民社会，以公民社会的集体力量与专权政体交涉，要求落实普选。许多基督徒曾经投身和平占中／雨伞运动，在越趋激进的环境中坚持和平及非暴力的价值。他们不仅是参与民主运动，也同时在协助巩固香港的公民社会。
必须指出的是，和平占中的社会动员是在逆水行舟。它面对的是一个专权政体，而这个政府善于搞政治斗争和分化社会力量。二○一六年十一月廿九日，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在北京接见「帮港出声」一行十四人，吁周融做「一国两制的坚定拥护者」，便充份说明和平占中所身处的政治环境。
和平占中和雨伞运动是两个不同的运动。和平占中很大程度上展现了帕特南所说的公民美德，尽力促进四分五裂的政党和民间团体的信任和团结。本文也同时指出，和平占中/雨伞运动期间一些运动参与者缺乏公民美德，包括激进泛民成员在商讨日三的策略投票，使和平占中陷于困境。领导权的争夺也破坏运动参与者的信任和团结，不利汇聚集体力量与政府交涉。上述问题更说明帕特南所提出的建构公民社会和培育公民美德的重要性。
基督徒在和平占中有良好的表现。事实上，对于公民美德的培育，他们可以做得更多。基督教伦理与公民美德有许多契合的地方。公共参与、平等、信任、团结和宽容等，都是基督教重视的伦理价值。基督徒可以先在教会群体中做培育的工作，增强信徒的公民身份和意识，再推广到社会层面如教会机构和学校。在下一波的民主运动，他们便能够发挥更大的力量。
（作者是香港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教授。本文发表于香港浸会大学中华基督宗教研究中心于二○一六年十二月八至九日举办的「大中华地区的公民社会与基督宗教」学术会议。本文是原文的撮译和改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