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家麟院長於《建道通訊》一百八十六期發表了〈迷失方向的香港教會〉一文（下稱梁文），引起了教內不少回響。梁文的重心是香港教會的迷失：傳統的福音模式難以維持又受質疑，堂會的領導無以為繼及教內輿論被政治論述所騎劫。文末梁院長勉勵教會重尋福音模式並堅守崗位，也斥責「激進改革者」只是空洞的反題和犬儒，不明白教會面對的問題。
梁文和激起的回應大多圍繞著「社會派」與「福音派」的二元分立。這種分立在政經危機之時特別顯著，如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今日香港問題叢生，浮現這種對立並非奇事。這種對立的根源在於「經濟主義」（economism） 文化。這種文化興起於十九世紀，把一切政治社會問題還原為經濟問題，孕育出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這對難兄難弟。對一切非物質價值，包括傳統美德和信仰，都劃為私人事情，和一切能危及經濟原則的都被判為不宜在公諸於世。
這文化之下產生的「社會派」，意圖在社會上展示福音的經世面，力抗文化對一切價值的破壞。然而，這種做法與當時興起的社會主義者甚為相似，令傳統教會不信任這種與無神論者相近的運動。這使「社會派」開始攻擊傳統教會不思進取，保護「經濟主義」及其建制；傳統教會面對攻擊變得更加保守，更強化福音本業以保其陣營。結果雙方沒有彼此聆聽，作用力等於反作用力，雙方只愈走愈遠。問題在於，這種對立並非神學發展出來的產物，是因當代文化而產生，於聖經和福音是個舶來品。
筆者認為聖經從來沒有把人類及其問題約化至經濟層面，也沒有只是關心人的靈魂。若要解開因「經濟主義」產生的對立，必先回退（rollback） 其影響，才能重新找到基礎。在此筆者願意拋磚引玉，嘗試以路德神學重整教會與社會的論述，希望能激起更多弟兄姊妹思考和回應。
路德的政治神學經常會被約化成兩國論，而忽略「三層秩序」（three estates order） 論。這三層分別是人（及發展出來的教會）、家庭及政權。篇幅所限，不能深入每個層面討論，但這「三層秩序」卻能對「經濟主義」意識形態發出挑戰：
一、人是上帝的「代表」：路德深化「信徒皆祭司」的教導，當信徒活在社會，他就是上帝的「代表」：既於人前代表了上帝，也應把人帶到上帝面前。故此，對路德而言並沒有「私人信仰」這回事，只問信徒有否盡門徒本份學效基督。
二、「屬靈」和「屬世」並無對立：有些牧者秉持著一套「政教分離」的兩國論，其實那並非路德的原意。「三層秩序」把教會、婚姻和政權並列，其責任且能重疊在同一人身上，打破所謂「政教分離」或聖俗之二元區分。更確切地說，「三層秩序」是可「分」而不可「割」。在政治層面，路德堅持政治不能干預宗教（反之亦然），兩者合作並非於行為和立場，教會不需與任何政治力量連成統一戰線，故若能「分」。而「三層秩序」背後的擁有共同的正當性，就是從上帝獲職守護創造秩序之責，需互相守護而不能「割」。路德認為重點在於教會需要向社會宣講聖經中的社會教導，包括公平、關愛鰥寡孤獨等等。若政權有負上帝所託時教會需要在發聲，敦促其盡責以保護秩序（而非特定政權）及其正當性。故此，教會當然不需要成為城市論壇、任由不同的政治門派所用；但也不致於在政治論題畏首畏尾，成為被批評的對象。
三、這一切也是因為愛：「三層秩序」不停緊扣上帝的創造秩序，這一切也因著人愛上帝和他人。縱然人的犯罪、軟弱和背叛，並沒有削弱人類在當中的角色，但人需「以恩藉信而稱義」才能繼續背起如此重負。相比起「經濟主義」把人還原成經濟生產、消費與資本趨向等非人化傾向，路德的思路也甚是「人本」。不少時代的改革者皆因失去了這種對人（和上帝）的愛，改革變成了一個非人性的理性思辯或黨派行動，成為了梁文中所言「虛無的反題」。此現象實在需要反思警醒。
總結而言，筆者認為香港信徒應該放下「社會」與「福音」的對立，重新找到兩者的共同基礎。近年筆者在不同的地方看見上帝在呼召了工人，有不同的分工和立場。有保守中產、有激進黃（耶）絲、有熱愛環保或藝術、及LGBT 群體中，也有虔敬的人在為上帝打拼。可惜的是，不同的對立令彼此變不相容，甚至互相虧害。深願在新的路向和基礎上，不同的人能在同一光譜中，以福音為宗旨，為耶穌發光，照亮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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