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攔阻中國參會者參加洛桑大會的行為終於告一個段落，幾乎所有的中國參會者都被通過各種違犯法律的形式攔阻下來而無法參加大會。看到這樣一個巨大的成果，不知參與這次行動的「兩會」（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會與基督教協會）領導們會有甚麼樣的感想。如果說，政府部門與「兩會」都試圖通過這個行動向整個基督教衆教會發出一個強烈的資訊，以後無論是誰在哪裡舉辦基督教領域的國際會議，敢於不與「中國基督教的合法代表——中國基督教兩會」聯繫，不通過這個獨家代理來行事的話，就一定會是這個結果，那麽，這個強烈的資訊被基督教界的衆教會接收到了嗎？還是我們從這次的行為中，更清楚地看清了「兩會」這個組織的性質？
據報道，二○一○年十月十二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馬朝旭在書面答覆記者關於中國參會者被攔阻而未能在機場出關參加世界洛桑大會的原因時說，「此次在南非開普敦召開的第三屆洛桑會議是一次國際性基督教會議。但大會組織者並未向中國基督教的合法代表——中國基督教兩會發出正式邀請，而是多次與我境內基督教私設聚會點人員秘密聯繫部署參會事宜，這種做法公然挑戰中國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原則，是對中國宗教事務的粗暴干涉。」
這裡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家庭教會的參會者在機場被攔阻而不能去參加世界洛桑大會的主要原因是，作為「中國基督教的合法代表」的「兩會」沒有受到大會的正式邀請，大會反倒祕密地和「私設」聚會點聯繫。如此，如果「兩會」不能夠代表中國教會去參加大會，那麽其他任何基督徒都不能夠去參加大會。原本是一個宗教性質的問題，在現在中國的社會處境或語境下，被變成了一個政治性質的問題，或者更準確地說，被關涉上國家主權的問題。
在此之前，與政府發言人的表達口徑完全一致的是，「三自」愛國會主席傅先偉長老與基督教協會的高峰牧師在二○一○年八月十八日致洛桑大會組委會主席道格拉斯伯索（Douglas Birdsall）的信中，也表達了完全一樣的意思：「基協和三自是全國性組織，代表全中國的基督徒。但我們很失望地獲悉，得到你們邀請函的是那些個人基督徒，他們並不包括真正能代表中國教會的牧師，並且從某些角度來講是與基協和三自沒有甚麼關係的人。我們為你們這種分裂中國教會的方式表示遺憾！有鑒於此，我們遺憾地通知貴方，我們中國教會不會參加洛桑大會。同時我們會繼續關注大會並希望不會有進一步的事件發生而傷害或有損於中國教會。」在筆者作為參會者被找談話時，這封信的複印件是向筆者出示的唯一一份文本，作為出自基督教「專業團體」、可以證明此次洛桑大會已經被「國際反華勢力」利用的權威證據，曾讓筆者一時語塞。
這裡表達出來的「兩會」「代表性」的意思是，如果洛桑大會是通過「三自」或者「基協」來發出正式邀請，通過這兩個機構與政府有關部門協商，授權給他們找些與「三自」或「基協」有關的人去參加大會，那麽這些人就可以代表中國教會高興地參加這次的洛桑大會了；中國的主權就得到彰顯了，中國教會就不會因此而分裂了。這裡，國家的主權是通過「兩會」的獨家代理表現出來的。「兩會」的地位與國家的地位緊密相關；「兩會」的主權與國家的主權緊密相關；「兩會」的利益與國家的利益緊密相關。如果說半個多世紀前，「三自」組織的成立是為了「幫助」中國教會與帝國主義國家及其教會劃清界限，那麽到今天，我們看到，「三自」組織的性質並沒有改變：其存在的目的仍然是要幫助國家將其在中國教會中的主權得到完全的落實。
其實，這了達到這個目的， 「三自」與「基協」也曾通過香港的華人牧者積極與國際洛桑籌委會聯繫，要求參加洛桑大會。但他們不想以個人基督徒的身份來參加大會，而是要以「兩會」領導的身份來參會，同時，因為他們代表「兩會」這個機構，所以他們不能夠簽署《洛桑信約》。這是他們要求參加洛桑大會的前提條件。總之，他們通過各種途徑想要向國際洛桑表達的是，既能夠代表中國教會不簽署《洛桑信約》，又能夠代表中國教會參加洛桑大會。
從洛桑大會的宣傳資料中可以看到，選拔二○一○年開普敦會議現場參會者將會採用以下標準：在培訓基督耶穌的門徒時，完全承認聖經的權威；認同《洛桑信約》，並且委身洛桑異象；能夠從其所在處境在洛桑發言，包括他們的生命和事工體現他們對普世宣教的委身。就是說，如果中國「兩會」不能夠簽署《洛桑信約》，就不符合參會者的基本要求。其實，「兩會」不能夠簽署《洛桑信約》也是可以理解的。洛桑的異象就是：普世教會（the Whole Church）把整全的福音（the Whole Gospel）傳到地極（to the Whole World），而「兩會」不能跨地區傳道的「三定」政策，正與這個基本異象相衝突；或者從更大的方面看，其政策的宗旨正與教會存在於這個世界上所被託付的「往普天下傳福音給萬民聽，使萬民做主門徒」的宣教大使命相衝突。
本次洛桑大會的主要宗旨，是在《洛桑信約》和 「洛桑精神」（謙卑、禱告、研究、同工和盼望）基礎上，推動普世宣教運動（主旨為合一宣教），並確認「加強教會的符合聖經的宣教，承認在以犧牲的服事進行的宣教中，傳福音是首要的」，正體現了教會存在於這個世界上的基本使命：將福音傳到地極。
但問題就在於：如果「三自」組織本身就不認同這個大會的基本信約、異象和宗旨，為甚麼又一定要爭取參加這個大會呢？這是一個令人費解的問題。但稍微思想一下就會找到結論：「兩會」代表國家去參加洛桑大會，或許根本的目的就不在於討論甚麼宣教問題，其所關切的更多是要在會議專門安排的「亞洲之夜」這個時間中，去宣告「兩會」代表中國教會的這個代表權。從這裡我們已經可以看到，這個「兩會」是在為哪個主服務了。
洛桑運動自一九七四年發起，就已經形成了這樣一個基本的共識：每個正式代表都是以個人基督徒的身份參與，無論是牧師、宣教士還是專業人士（平信徒），以此來表明：這是一個世界基督徒共同參與的一個會議，一個跨越各種宗派和機構的會議，一個單單以世界性的宣教為其主要目的的會議，這也是這個會議參會者人數如此衆多的原因。得到洛桑大會邀請的都是「個人基督徒」，這一點說的沒有錯。每一個正式代表的首要身份是「基督耶穌的門徒」，而不是某個機構的主席，或者某個國家之主權的代表者。從中國去的每個基督徒看重自己的首要身份是「基督耶穌的門徒」，這並不需要否認自己是一個中國的基督徒，也不會因此不愛自己的國家。但正如主耶穌所說，如果作為基督的門徒，無論是一個信徒還是一個自稱自己為「中國教會的合法代表」，如果愛這個世界的事物，包括國家、黨派、自己機構的利益，過於愛耶穌基督，如果把自己機構所謂代表性的利益置於教會大使命之上，這樣的機構怎麽配稱自己為「中國教會的合法代表」呢？
為了宣示這個國家的主權，「兩會」參與限制中國教會信徒參加這次洛桑世界宣教大會，靠著支援政府一些部門用非法的手段限制中國參會者人身自由、旅行自由、宗教自由，來達到使衆多中國信徒不能夠參與這個以福音大使命為宗旨的會議，這說明了甚麼？其實，這樣做既沒有表現出這個「愛國會」對於國家真正的愛，因為支援政府部門非法的行為，就與其在罪上有份；也沒有表現出於一個教會組織本當有的對福音使命的承擔，反倒自然地表現出其非教會組織的性質。正說明對於這個「兩會」來說，凱撒顯然高於基督，國家顯然高於教會，國家主權顯然高於教會使命。一個以凱撒為主、以服務凱撒為宗旨的組織，先不用說是否能夠代表中國教會，就其本身的性質是否還與教會有甚麼關係，在這次的作為中不是昭然若揭了嗎？
（時代論壇時代講場，christiantimes.org.hk，2010.1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