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 Yancey與Karl Barth婚姻失序事件，曾在基督教公共空間引起廣泛討論，亦成為不少信徒與教會領袖嘗試回應的公共議題。一般而言，「悔改」與「赦免」雖被視為此類事件不可或缺的取向；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圍繞這兩人的討論並非單純聚焦於行為本身，而是逐漸呈現出兩種不同的評價路向。本文無意重述事件細節，亦不嘗試重作道德裁決；筆者所關注的，是這些回應方式本身所反映的倫理理解。
在不少論述中，人們往往將Barth 置於「具重大神學影響力的歷史人物」這詮釋框架下，傾向將其私生活理解為一種「不被認同，卻可被理解」的情境。此類回應通常訴諸人性的複雜，以及恩典對罪人的包容；在這樣的理解進路下，責任的承擔與具體的傷害往往較少成為討論的焦點。相對而言，Yancey 作為仍然活躍於教會公共空間中的基督徒作家，其行為則直接被置於公共見證與倫理責任的討論中，他的公開悔改被視為必要，其在公共空間的位置亦需要重新評估，「退場」遂被視為一種合乎倫理的回應。這種差異提示我們，問題或許不僅在於「失德」行為，而在於基督教群體如何因應不同人物在公共想像中的位置，形成相應的倫理判斷。
聖經敘事的重探（大衛與拔示巴）
在這樣的背景下，筆者認為有必要回到聖經敘事裡，重新思考罪與責任應如何被理解。論及此議題，不少人常引用詩篇五十一篇大衛的悔改，來說明人當盡的責任即為悔改，而上帝亦因人的認罪而赦免。筆者卻認為，若要更完整地探討罪與責任，仍須聚焦撒母耳記下十一至十二章，具體地看聖經如何描繪上帝對罪的指認，以及對責任的追問。
撒母耳記下十一至十二章記述了大衛失德的敘事。筆者先聚焦在十二章先知拿單與大衛的對話。拿單深知他面對的是一位手握權勢的君王，故對話之初並沒有直諫大衛過失，轉而講述一則比喻。比喻中的主角──富者──沒有動用自己豐厚的資源，卻奪取了貧者僅有的小母羊宴客。Walter Brueggemann 認為這對大衛而言是一個遊說陷阱（rhetoric trap），1拿單要引大衛入局，待其作出道德判斷後，才直斥其非，繼而宣判他必須承擔的後果。基於事件已無法再隱藏，大衛承認了自己的罪（十二13）。回看十一章，敘事始於大衛與拔示巴發生關係，致使其懷孕。為防事情敗露，大衛設計將拔示巴所懷的孩子歸給她的丈夫烏利亞，於是安排烏利亞與拔示巴同房；豈料烏利亞對大衛的忠誠，致使大衛計劃失敗。大衛再設局殺害烏利亞，將其偽裝成戰爭的犧牲品。烏利亞死後，執行詭計的將領約押命使者帶死訊回覆大衛。約押原以為大衛會因烏利亞的死而激憤（20節），豈料大衛的反應極其冷靜，反過來安慰約押說：「不要因這事愁悶，刀劍或吞滅這人或吞滅那人，沒有一定的……」（十一25）。Robert Alter 形容大衛的反應極其冷酷無情。2縱觀全程，經文沒有交代大衛對此懷有悔意，他的認罪是發生在事件被揭發之後，筆者稱這為「被動式」認罪。
在摩西律法的框架下，十誡屬於「定言法」（apodictic law），是不設條件，也是一條不可逾越的倫理界線。大衛在這事上，不單純是偷情這麼簡單，他同時觸犯了十誡其中三項：殺人（出二十13；申五17）、姦淫（出二十14；申五18）、奪取他人的妻子（出二十17；五21）。他更在烏利亞死後名正言順地迎娶拔示巴，企圖了結此事。拿單的比喻已道出大衛失德這事無疑是在濫權，他利用那強者的權力，奪走弱者僅有的。3 Brueggemann 認為大衛因沒有約束自己的王權，淪為權力的「奪取者」（taker），甚至公然挑戰神聖秩序，將不應擁有的視為理所當然。他又批評大衛的行為極其犬儒，直言這是一場殘酷的政治表演。4
敘事分析與現代應用
大衛犯了大錯，是他偶然的一時衝動？是拔示巴主動引誘而構成事件的發生？又或者發生此事後，他人性的陰暗面才浮現，遭致繼續犯罪？若真是如此，他是否仍是情有可原？J. Cheryl Exum 提供了另一個解讀方向，她認為傳統往往將聖經敘事中的性行為簡化為誘惑與衝動，而忽略了敘事結構和語言表達如何來定位權力關係，以呈現事件背後帶出倫理上的複雜性。5若仔細讀十一章，經文至少7次出現「大衛差……」。6反映大衛一直在籌算／策劃整起事件。Ronald H. van der Bergh 以敘事學進路（narratological approach）分析大衛—拔示巴—烏利亞人物出現的時序來指出大衛行為的倫理考量。他認為大衛每一個行動皆獨立且清晰，並沒有出現「失誤時刻」（lapse of time；即「行為瞬間失守」）。大衛通姦而至殺人，呈現出一種墮落的進程，7 從他看見一個正在沐浴中的女人開始，便沒有回轉的意向。至於拔示巴是否主動誘惑，這不是最關鍵的，其關鍵是運用權力的一方。「大衛差……」的句式中，拔示巴是被「召喚」的（十一4）。大衛的行動不能定性為「偷情／出軌」，而是「權力掠奪」。至於拔示巴，鑒於她當時剛結束月經（十一4），需要沐浴以行潔淨之禮（參利十五19-24）。因此，若推測她正在行使合宜的禮儀，也是合理的。
若將這段敘事置放於今日的世界，大衛、拔示巴、烏利亞的角色可以被轉換。大衛的角色不妨置換為任何性別、年齡、或階層的人，只要她／他是可以握有行使權力的能力。相應地，拔示巴亦可以被理解為不同位置的承載者，她／他可以是主動建立關係的，也可以是在不對等關係中被動、甚至被迫捲入的一方。烏利亞則可以是配偶、親人、鄰舍、朋友，甚或是同事。（待續）
註釋：
- Walter Brueggemann, First and Second Samuel, Interpretation Commentar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90), 279-80.
- Robert Alter, The David Story: A Translation with Commentary of 1 and 2 Samuel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9), 249.
- Carole R. Fontaine, “The Bearing of Wisdom on the Shape of 2 Samuel 11-12 and I King 3,” in A Feminist Companion to Samuel and Kings, ed. Athalya Brenner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4), 143-60; Tikva Frymer-Kensky, Reading the Women of the Bible: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ir Stories (Schocken Books, 2004), 143-69; Alter, The David Story, 249-50; Brueggemann, First and Second Samuel, 270-82.
- Brueggemann, First and Second Samuel, 271-73, 279-82.
- 有關J. Cheryl Exum 對男女性行為的解讀，參 J. Cheryl Exum, Fragmented Women: Feminist (Sub)versions of Biblical Narratives, JSOTSup 163 2nd ed. (Sheffield: JSOT Press, 2016)。她對此事件有另一種詮釋，指出整個事件中，拔示巴沒有說話權，她甚至將事件解讀為大衞是有意圖地強姦拔示巴。參 Exum, Fragmented Women, 143-69。
- 「大衞就差人打聽那婦人」（3節）、「大衞差人……將婦人接來」（4節）、「大衞差人到約押那裏」（6節）、「你打發赫人烏利亞到我這裏來」（6節）、「大衞寫信與約押，交烏利亞隨手帶去」（14節）、「派烏利亞前進，到陣勢極險之處……使他被殺」（15節）、「大衞差人將她接到宮裏」（27節）。
- Ronald H. van der Bergh, “A Narratological Analysis of Time in 2 Samuel 11:2-27a,” Old Testament Essays 21, no. 2 (2008): 498-5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