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小在「勤有功，戲無益」的氛圍成長（無是在家庭、學校、教會），我對遊戲總有保留，還記得大學時代，曾因為在教會裡玩國際穚牌而跟長輩爭辯，原因是「玩啤牌」會失見證云云。如今時移世易，許多教會又希望藉卡牌、桌遊、電競去佈道與牧養，那麼遊戲又有點被工具化了。
若我所觀察到的未致太偏離現實，近年來，遊戲在教會圈子的確比從前受落，不論是遊戲在事工與牧養上的應用，還是遊戲的神學討論與信仰反省，都比從前多。我若有機會與同工分享，或許可憑自己有限的眼界稍為疏理與此相關的人物與作品，為有志探討的人提供一個粗略的起點。先旨聲明，我的主修並非聖經或神學，我不是科班出身的，本文所論及的皆來自有限的涉獵，相信有掛一漏萬或誤解之處，於此但求拋磚引玉。
一．遊戲定義與理論
英文裡的play與game都被翻譯為「遊戲」，但其意義卻不同。Play有遊玩、嬉戲、玩耍、玩樂、扮演、表演、參與的意涵；Game則有指遊戲、競技、比賽、賽局、運動。許多現代有關遊戲的著述都指出，遊戲（play）在古希臘思想中並非邊緣議題。柏拉圖認為人類是神的玩物，人有責任跟神「遊戲」。而兒童的遊戲應受規範，因為「遊戲是教育的起點」；若孩童在錯誤的遊戲中成長，靈魂將偏離正道。亞里士多德則提出「閒暇」（scholē）這概念，認為幸福生活並非僅靠勞動，而「機智╱歡愉」（eutrapelia）更是一種美德。他指出適度的玩笑與娛樂能調和社交生活，這一觀點也被後來許多人採納，如中世紀的阿奎那（Thomas Aquinas）、近代的雨果拉內（Hugo Rahner）、現代的艾格恩（Brian Edgar）都引用。
近代有關遊戲的定義，多以荷蘭學者約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的看法為起點，他在1938年寫的《遊戲的人》（Homo Ludens） ，指出人類的文化乃從遊戲中發展出來。遊戲的特質包括了這是自願的活動；遊戲自有目標、自有秩序，遊戲本身就是秩序；遊戲與日常生活分割，不是真實的生活；遊戲場地有如聖地般分別出來，在特定的時間與空間裡（魔法圈magic circle）；遊戲的滲透性強，足以奪去玩家所有的注意力；遊戲在社會裡創造了不同的群體，社會亦讓不同人在獨特的遊戲中確認自己的身份。
法國的羅歇凱盧瓦Roger Caillois在1958年的《人、遊玩與遊戲》（Man, Play and Games）中批評赫伊津哈對遊戲的定義太強調競爭，而他則進一步將遊戲分為四個類型：競爭（agôn）、機會（alea）、模擬（mimicry）、眩暈（ilinx），然後再從戲耍（paidia，自由、即興）到技遊（ludus，規則、結構）為光譜的遊戲精神，以這四個類型與光譜為橫直的表格而列出不同的遊戲。
與上述兩者鼎足而三的，可說是伯納德舒茲（Bernard Suits）在1978年出版的《蚱蜢：遊戲、生命與烏托邦》（The Grasshopper: Games, Life & Utopia），這是一本以寓言方式闡述觀點的書，以將死的蚱蜢跟螞蟻及其他角色的對話來表達。最常被人引用的那句是「玩遊戲就是自願嘗試克服不必要的障礙」，藉此說明遊戲可定義，反駁維根斯坦以「家族相似性」的觀點來說明遊戲無單一定義的主張。他認為遊戲有至高無上的內在善美，在烏托邦中人類不再需勞動，生活將全由遊戲構成。
宗教學者詹姆斯卡斯（James P. Carse）在1986年出版《有限與無限的遊戲》（Finite and Infinite Games）則提出有限的遊戲（finite games），即有明確規則、界限與目標，是以「輸贏」來結束遊戲；以及無限的戲（infinite games），沒有固定終點，目的是「繼續玩」，並強調創造、成長、關係與探索。因此，信仰就是有限遊戲，而宗教則是無限遊戲，無限遊戲的玩家不可能成為任何信仰的信徒。（出版後編按：作者補充，詹姆斯卡斯後來的著作The Religious Case Against Belief［2009］，延續有限與無限遊戲的思想，指出信仰系統［belief system］僵化而封閉，至於宗教［religion］是開放而富詩意，可說呼應了他1986年前作的一句：「對無限遊戲玩家來說，成為基督徒並非必要」。）
美國教育學者Brian Sutton-Smith於1997年所著的The Ambiguity of Play（其實他早1969年已跟Elliott Avedon合編The Study of Games）亦是經典，他對遊戲的定義比上述三者廣闊，他提出七種「遊戲的修辭」（rhetorics of play）來說明界定遊戲模糊、矛盾的定義，包括：命運（fate，強調機運）、權力（power，如競技與支配）、身份（identity，如節慶，強化群體認同）、進步（progress，強調發展與學習的遊戲）、想像（imaginary，如展現創造力幻想遊戲）、自我（self，如個人娛樂追求內在滿足）、輕浮（frivolity，被主流忽視的非正統遊戲形式）。他更列表為這七種修辭列出其歷史、功能、形式、玩家身份、學術範疇與學者。
由是觀之，人類對遊戲概念隨時代一直發展。從古代希臘開始思考時，有宗教與實用的因素，到近代對遊戲的定義由文化、社群、哲學、教育各方面探討。由於本文不是以界定遊戲為重點，所以不再贅述。或許我遺漏了不少重要人物與著作，對這課題有興趣的朋友可參考其他作品（如法國學者史鐵凡休維爾Stephane Chauvier著《甚麼是遊戲？》）。
二．教會歷史上的遊戲觀
在教會歷史中，我們對遊戲的態度大致可以理解為一個從懷疑到接納的歷程。早期教父如特土良（Tertullian）和奧古斯丁（Augustine）對遊戲與娛樂（競技場與異教崇拜）態度反感，特土良更譴責遊戲為「魔鬼的發明」，警告信徒遠離這些活動。
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在《神學大全》中卻認為，不遊戲會跌落罪裡，因人的身體與靈魂都要休息。他在《神學大全》第二部第二份，問題168，第二條提出在遊戲中有三個準則：首先，遊戲所追求的快樂不應來自不雅或有害的行為或言語；其次，不要完全失去心智的平衡；第三，必須謹慎。由於這三者都在理性裡面，所以遊戲可被視為德行。他引用亞里士多德「機智」（eutrapelia）這概念，一個人因心智靈活而顯得風趣，能使言行帶有愉快的色彩。
宗教改革時代，雖少見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直接討論遊戲，但他重視休閒，認為這可讓人恢復精力。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肯定娛樂活動是神所賜的恩典（但他又會叫人避免所有愚蠢的運動）。
三．近代遊戲神學的興起與討論
在上世紀中葉起，隨著西方社會變化，反戰、反權威、反壓迫的思想，與「上帝已死」思想挑戰傳統信仰，加上資本主義社會亦使人們對工作倫理產生困惑。在這背景下，一些神學家嘗試以遊戲來重新詮釋信仰的自由、喜樂、救贖與盼望。
我能找到有關遊戲的神學著作與想法多出現在近代，耶穌會士雨果拉內（Hugo Rahner）在1949年撰寫的Man at Play可謂近代遊戲神學的起點（如有錯漏請指正）。他沿阿奎那的進路，提出要明白「遊戲的神」才能明白赫伊津哈提出的「遊戲的人」（Homo Ludens）的想法。既然人是照神形象被造，因此遊戲是人類靈性的一種表達，教會的禮儀、詩歌、舞蹈是人類參與神聖遊戲的方式。他引用亞里士多德提出的優雅機智（eutrapelia）這一種被遺忘的美德，這是介於嚴肅與滑稽之間，是靈性成熟的表現，所以遊戲是發展機智的場所。
拉內的Man at Play在1967年由德文譯為英文，莫特曼（Jurgen Moltmann）所著的Theology of Play亦在1972年由德文譯為英文，這書是從他的論文The First Liberated Men in Creation而來。這反映出當時美國人對工作與休閒的討論，在相近日期譯為英文，可見歐美同一代人對遊戲神學的關注。
莫特曼在書首以越南有無辜的人被殺、印度的孩子挨餓、巴西的人被折磨為起點，提出「我們怎麼還能在這陌生的地上玩耍？」，莫特曼從創造去思考遊戲，他指出「整個創造就是上帝的遊戲，這是上帝以不可思議與不需理據的智慧來玩的遊戲」；而人在遊戲裡體驗上帝的創造，從而得享自由，至於我們的敬拜，則是神與人的遊戲。遊戲是「無力者用來擺脫枷鎖的手段」，是人在政治不公與壓逼下的解放工具。遊戲作為保持人性的一種方式，能通過展示生活中幽默的不協調，使我們意識到自己的脆弱。遊戲是經驗未來新生活方式的途徑，是對彌賽亞筵席的預嚐，為我們的未來作準備。
在Theology of Play書裡同時收錄了三位美國學者對莫特曼的回應。第一位是神學家兼心理學家Robert E. Neale，他在1969年出版了In Praise of Play一書，在這裡他以“The Crucifixion as Play”為題撰文，挑戰莫特曼在末世論框架看遊戲時僅限於喜樂與自由的觀點。他挑戰莫特曼認為耶穌在道成肉身和復活中遊戲，而在十字架上受苦不是遊戲的想法，這就出現了一種中場休息的問題。他以歷奇╱冒險（adventure）來描述道成肉身、十架受苦與復活的過程，從而指出遊戲能包容悲劇元素，基督在十字架不僅是苦難，亦是一種遊戲的形式。第二位在1969年出版了An Apology for Wonder一書的Sam Keen，他撰寫了詩歌Godsong來回應莫特曼，他以詩歌表達遊戲為人類與神之間的舞蹈與歌。後來Robert K. Johnson結合Keen撰寫的To a Dancing God、An Apology for Wonder和Telling Your Story指出，Keen認為基督徒應以第一人稱來談論信仰，而遊戲應該是基督徒的生活方式，遊戲能夠成為一種讓人體驗到神聖經驗的方式（Johnson認為Keen的想法是自我中心與犬儒，忽視了被壓逼的他者，所以這是完全意識形態而已）。第三位是在1970年出版了Gods and Games的David L. Miller，在該書裡他已提出遊戲神學應該是「一個關於遊戲、藉遊戲而成並且為遊戲而設的神學」（A theology of play, by play, and for play）。他回應莫特曼時以“Playing the Game to Lose”為題，批評莫特曼認為基督的十字架並不屬於遊戲本身，莫特曼過度透過末世希望的鏡頭，詮釋遊戲與創造的神學。他主張遊戲應包容「輸掉遊戲」的元素，輸亦可以是贏，我們的人生是勝中有敗和敗中有勝的遊戲，一場互相超越的遊戲。
莫特曼對三位美國學者的回應似乎感到無奈，他最後以“Are There No Rules of the Game？”作結束，他覺得上述三位對他的回應，反映大家雖然活在同一世界，但內在空間卻是不同。他認為每個人都玩自己的文字與思考遊戲，大家都誤會了對方，但比起遊戲、自由和解放更重要的，就是人可以從深處讚美祂。我們在祂面前可以歡欣、玩耍、歡笑、愛和舞蹈，乃至擺脫枷鎖。
在此之後，有關遊戲神學的作品看似靜了下來，但在七八十年代，起碼仍有兩本不得不提的作品。先是耶穌會士James V. Schall在1976年出版的Far Too Easily Pleased: A Theology of Play, Contemplation, and Festivity，然後是富勒神學院的教授Robert K. Johnston在1983年出版的The Christian at Play。
Schall認為遊戲是反映創造主喜樂的鏡子，但人因罪陷入功利與焦慮裡，而基督的救贖則釋放人，讓我們可以自由地玩。他比擬遊戲如默觀，默觀的靈性態度是開放的，如球賽（遊戲）觀眾想看完再看。默觀與遊戲的本質都是自由，他引用Josef Pieper所著的Leisure: The Basis of Culture指神聖的敬拜是人類自由的標誌與保障，從而指出遊戲與慶典是宗教生活的核心，所以節慶如基督教禮儀那樣可培養喜樂與團契，並平衡勞動與休閒。
Johnston在The Christian at Play裡評論了好幾個遊戲神學觀念，他指Sam Keen講的遊戲流於理想主義，莫特曼講的遊戲是政治觀念，Peter Berger與魯益思（C. S. Lewis）則把遊戲理解為助人預備接受宗教。他則提出了聖經模式（biblical model）的遊戲觀，包括（1）可以在安息日休息的討論中聽到；（2）是傳道書的建議基礎；（3）在雅歌裡的性愛之中普遍存在；（4）在以色列的節日、舞蹈、宴會和對客旅的款待中得到體現；（5）甚至是耶穌的友誼模式核心。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