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歷社會及世界充滿衝突的風暴後，我不禁思考「和平」究竟是甚麼？當我們談及「和平倫理學」時，首先必須談「誰的和平」。我們看到，在人類歷史中，和平常被誤解為單純的終止衝突。然而，真正的和平遠不止於此，它是一種需要積極努力、理解與尊重的倫理實踐。在這篇文章中，我將從基督教的視角出發，探討和平的深層含義，並提出一種超越傳統觀念的和平倫理。

強者的和平：以領土換軍援的「和平稅」

讓我先講述第一個故事，特朗普時代的烏克蘭危機。當鷹旗再次覆蓋白宮穹頂，我們目睹那些標榜著保護弱者的標槍導彈，在華盛頓的權力祭壇上早已異化為政治獻祭的青銅法器──正如先知彌迦的所言：他們雙手沾染鮮血，卻用刀劍犁地播種謊言。骨子裡，美國的行動是軍火貿易的末世隱喻，就在基輔的斷壁殘垣間，我看見以賽亞預言的顛倒鏡像──不是將刀劍鑄成犁頭，而是將和平願景回爐鍛造成軍火流水線。當特朗普政府要求烏克蘭用領土主權兌換軍援額度時，這無異於要求饑民用最後的麥種換取麵包碎屑。在這個故事裡更是資本與武力的末世聯姻：那些穿越大西洋的艾布拉姆斯坦克，實則是移動的債務收割機。五角大樓的武器清單已異化為現代贖罪劵，白宮幕僚正用無人機作戰重寫馬太福音──讓戰爭歸於凱撒，讓紅利歸於華爾街。更令人戰慄的，是這種「和平」是「美國優先」教條對普世價值的解構。在這片被戰火祝聖的土地上，正沖刷著現代文明的偽善面具。今日基輔郊外的彈坑，何嘗不是對每個信仰共同體發出的詰問：這種和平是教會需要追逐的嗎？容我更直接地說，這只是「勝利者的和平」。美國強者建設的「和平」，是在地緣棋盤上增加更多卒子，並且將暴力合理化。

或許你與我一樣討厭這種強權下的「羅馬和平」（Pax Romana）。羅馬軍團的短劍與當代軍援清單，在本質上都是「和平稅」的徵收工具。正如羅馬在邊境行省駐軍時宣稱「以劍止戰」，今日五角大樓的武器運輸車隊也在重演「以軍售維穩」的古老劇本。不同的是，現代霸權學會了用民主辭令包裝殖民邏輯。羅馬和平最深的詛咒，在於它扭曲了「和平」（Pax）的原始意涵：從猶太──基督教傳統中的「Shalom」（整全的關係修復），降格為「順服者生存」的強權秩序。然後，我們可以進入另一個故事：巴勒斯坦與以色列衝突。

弱者的和平：憤怒和同情背後的簡化與歪曲

從1948年「大災難」的塵埃中，76萬巴勒斯坦難民的腳步刻下現代出埃及記的傷痕。弔詭的是，曾穿越焚屍爐煙囪的猶太民族，在迦南地舉起的竟不是葡萄枝，而是槍管。這創傷若未經寬恕的活水洗滌，終將在權力沙漠中長出帶刺的仙人掌，用新傷口的血滋養舊疤痕。西岸定居點的混凝土正吞噬92%的巴勒斯坦自治區，加沙走廊的封鎖牆將200萬靈魂鑄成活祭，2018年的邊境鎮壓染紅的大地。新一代巴勒斯坦人成長於檢查站與無人機陰影下，其抵抗形式變得愈發激進：2023年約旦河西岸襲擊事件激增47%，少年投擲石塊的畫面成為常態。以色列則以「反恐」為名強化鎮壓，形成「暴力哺育暴力」的惡性循環。值得注意的是，雙方平民的創傷記憶正以相反方向積累──猶太社群強化「被圍困」的集體記憶，巴勒斯坦青年則把佔領日常轉化為反抗正當性。就在這背景之下，哈馬斯的火箭劃過夜空時，我看見伯利恆之星被改裝成引信。2018年，邊境衝突1,072名平民的死亡數字背後，是將「抵抗權」異化為死亡崇拜的危險轉向，這也是「苦難武器化」的結果。這不僅是冰冷的數字，更是無數家庭破碎的悲劇。這種暴力循環揭示了和平的脆弱，以及人類社會中根深柢固的敵對思維。在這個故事裡，我們是否承認：在漫長衝突中，沒有永恆的受害者，只有不斷被仇恨重塑的加害者。

在此，我沒有指責巴勒斯坦人的意圖，只想道出巴勒斯坦人追求的和平是關於權利。他們想以色列及國際承認每個人都有作為人的應有價值，想為自己尋求正義，終止強權定下的和平規則；他們用自己所能採取的最後手段去伸張正義，尋求和平。這就是我所說「弱者的和平」，這不是從一張白紙和一套善的理論開始。它從人們經歷的痛苦、苦難和殘酷出發，力求給這些人一個被奪走的生活機會。它並不指望每次都能取得勝利，也沒有付出所有努力後有甚麼最終結果的範本。它並不總是知道如何找到資源，或作出調整以滿足其要求：它只是尋求給予每個人應得的、但卻被剝奪了的榮譽。這種和平對我來說比第一種吸引，因為它最少讓我知道自己不是助紂為虐，而是與弱者休戚與共。

但請你留意，尋求「弱者的和平」是需要動員更大的力量，而唯一屢試不爽、值得信賴的就是喚醒憤怒和同情。不公義會激起震驚、恐怖、厭惡和憤怒。這裡存在一個重大問題：要激起如此強烈的反應，可能需要一定程度的簡化、放大，甚至是欺騙，以達到所需的反應。公眾通常只能處理一定程度的細微差別，然後就會失去興趣：但人們的生活及故事幾乎完全是由細微差別構成。因此，在尋求傳達資訊的過程中，人們最終可能會通過簡化，從而歪曲受害者的故事來利用他們。

基督信仰：在敵我界線上種樹

站在21世紀的十字路口，我發現暴力衝突正以「仇恨」為燃料，在全球加速蔓延。「勝利者的和平」與「弱者的和平」似乎是對著幹的，可是它們卻有共同的燃料：「仇恨」及「敵人」。那些在烏克蘭平原與約旦河西岸燃燒的戰火，實則共享同一套古老的暴力演算法：將創傷記憶提煉為仇恨燃料的過程。當特朗普將地緣政治簡化為「美國vs全球」的零和博弈，當以色列議會通過「民族國家法」確立猶太優先地位，都在重構諾斯底主義的善惡二元論。就基督信仰而言，破壁者之路在於在敵我分界線上播種第三棵樹，這也是我要述說的第三個故事。

喬治貝爾（1929-1958）（George Bell）本可以專注於英格蘭教會的內部聯繫和牧養工作，或者乾脆為英國的戰爭努力搖旗吶喊；但貝爾不惜犧牲個人的聲望，甚至讓一些認為他有可能成為英國聖公會未來領袖的人感到失望，冒著生命危險（例如在戰爭期間前往瑞典會見潘霍華），與他的普世教會夥伴和海外朋友保持團結。他的行動雖被視為「與敵人為伍」，但他堅持在敵我之間搭建橋樑。他的見證恰恰與那些大多數人認為「遙不可及」的人在一起。這位行走在敵我懸崖間的聖徒，實則以生命演繹了「十架的具體社會意義」的神學踐行，他超越二元的和平密鑰。

當1918年西線戰壕仍瀰漫毒氣，貝爾推動戰俘交換的行動，實則是在炮火中重演「好撒馬利亞人比喻」。他看透民族主義的虛妄──那些被鐵絲網分隔的德英士兵，在聖餐台前原是共飲一杯的肢體。這種洞見在1933年柏林之行中昇華為先知性行動：他拒絕將德國教會簡化為「納粹同謀」。貝爾最激進之處，在於同時拆毀兩座巴別塔：既抗拒將德國妖魔化的盟軍敘事，也抵制納粹將教會工具化的意識形態綁架。當他與潘霍華共同守護認信教會時，實則在建造第三聖殿的根基──不是反希特勒的抵抗組織，而是以洗禮盟約重建的「新人類共同體」。貝爾的一生證明，真正突破二元對立的不是折衷主義，而是更深邃的「道成肉身」神學──正如基督並非介乎神人之間的第三方，而是以刺穿二元論的釘痕重塑存在本身。當我們在基輔與加沙尋找第三條路時，或該銘記貝爾的啟示：和平的奧祕不在於消弭敵我，而在於讓敵人成為「被基督的血浸透的具體某人」。這正是十字架橫木的隱喻──那連通天地人的第三維度，總在我們敢於擁抱被標籤化的「他者」時顯現。

這就是十字架與敵意和權力關係的具體社會意義：僕人的身份取代了統治、寬恕吸收了敵意。因此，也只有這樣，我們才會受到新約思想的約束，「像耶穌一樣」，這是十字架的具體社會意義。用另外的詞彙表達，當自己幾乎擁有無限力量和面對毫無仁慈可言的邪惡力量時，「同在」（with）意味著甚麼？貝爾啟示我們：第三道路不在宏觀戰略的夾縫，而在微觀關係的再造。這就是「教會的和平」，也是我認為基督教會在創傷時代所踐行的倫理。

（下期續。分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