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記得COVID-19疫情時，教會界除了十分在意實體和網絡崇拜的議題，也有不少關於聖餐的神學和延伸的行政討論。不過，隨著疫情過去，「復常」成為了教會界的主旋律。畢竟，當人們能「如常」、「一如以往」地領受聖餐，關心聖餐似乎顯得有點多餘。但是，人們有否真的在那段「不如常」的日子中，體會到聖餐對教會群體的真正意義與寶貴，以致在復常之後展現出異於以往的見證？或者，我們會發現教會在後疫情年代仍然有探究聖餐的理由。
不恰當領受聖餐的真正意涵
第一點引起我關注的，是甚麼才算領受聖餐的恰當態度。教會群體應該如何理解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十一章表明吃主的餅、喝主的杯的人必須「省察自己」、「辨明那是主的身體」，否則就是「冒犯主的身體和血」？這裡到底想說甚麼？按照一些華人教會傳統的思維，很自然就會聯想到「在領聖餐時要省察我『這一個人』的罪過」。可是，當我們仔細研讀經文，這類想法與保羅的原意應有頗大的差距，因為他真正想提醒哥林多教會的，是耶穌基督透過死亡帶來之救贖，為要使眾信徒合而為一，而不是像他們在領餐時呈現的分裂──尤其是富人排拒窮人──的情境。哥林多信徒領聖餐時，並無審視自己對耶穌基督的身體──教會──之態度，反而一邊分黨分派，一邊又以聖餐來聲稱自己在紀念基督的死，形成了一種自欺欺人且欺神的場面，正是他們承受上帝審判的主因。
可見，聖餐的省察、辨明指向一個比「個人過犯」更大的範疇：整個教會群體領受聖餐時是否記得（remembering），以合一的生命來紀念耶穌基督為眾人成就的救贖工作？還是，我們已經把聖餐對教會的要求「馴服」了？一個教會群體在領聖餐時所呈現的問題，往往不只在於禮序是否受到重視，更反映了內藏於我們生命中更深刻的困局。對於今日香港教會群體而言，涉及聖餐的真正問題，誠然是比可以「如常」施領聖餐尖銳得多。
新教的聖禮危機
同時，我認為有另一個重點也值得置身後疫情時代的教會留意。德國神學家田立克（Paul Tillich, 1886-1965）對新教的聖禮觀之批判是十分有意義的。參照他對新教原則（Protestant principle）的闡釋，新教抗議羅馬天主教會的其中一個問題，是後者的聖禮把有限之物宣稱為絕對和無限，所以前者重申神聖與世俗之間存在差異。但是，田氏接續提醒，指新教往往矯枉過正，完全抹殺了聖禮作為經驗神聖臨在之載體的可能性，繼而有機會導致聖禮消亡（death of the sacraments）、崇拜消失甚或有形教會解體。回首教會歷史，當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在聖餐論的議題上提出立場相對溫和的真實臨在說（real presence），慈運理（Ulrich Zwingli, 1484-1531）卻認為，這種觀點無法杜絕天主教變質說（transubstantiation）誘使人敬拜偶像的危機。儘管改革宗聖餐論的發展因為尤其加爾文（John Calvin, 1509-1564）的努力，而沒有全然遵循慈運理的路線，但新教內部後來確實產生了更為激進的思想，包括主張沒有「聖」餐只有「主」餐，或索性禁止任何相關的禮儀。
因此，田立克批判新教的聖禮觀常有過猶不及之嫌，並非庸人自擾，新教確實有需要沉澱他的建議，不能只對天主教的聖禮傳統說「不」，也要重尋聖禮所以為聖禮的元素。我們難以否認的是，今日部份新教徒的生活似乎浮現出忽視，甚至架空三一上帝臨在之危機，例如有些人的教會生活陷入行禮如儀的虛空，亦有人掉入一種追求與上帝無需中介建立關係的極端個人主義。是以，新教教會不能以「要尊重教會的禮儀」等淺層作為牧養關懷的重心，讓人們誤會問題最多只在於參與聖禮時不夠正襟危坐；而是需要從根源著手，以古典新教的歷史與其有限性作為與弟兄姊妹同行的起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