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日光之下並無新事。」（傳一9）

「『異議』（dissent）和『建制』（establishment）是相對的範疇，是一種不穩定的組合。」¹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進行的「2024香港教會普查」（下作「普查」）於3月27日正式公布後，不少數據很快就引起教內各方討論。其中，諸如香港華語教會（下作「香港教會」）的崇拜人數在五年內遞減逾26.4%，流失近7.1萬人，或兒童和青少年崇拜人數下跌率尤其嚴重（平均年增率分別為-10.4%和-6.7%），² 都是一些例子。可是，如果我們留意到香港教會會友流失率早在2009至2014年的普查已經有27.2%的流失率（2014-2019年為34.1%；2019-2024年為27.4%），而且這個數字還未包括未受洗的信徒和「新朋友」，³ 那麼不同年齡的人——不只特定的年齡層——所構成的離堂文化（或「去堂會化」）很可能早在香港處境大變之前已見端倪。

另一邊廂，彷彿只有少數香港地方教會（local church，下作「堂會」）對離堂有深刻的關切和行動，因為普查結果指近五年僅有7.1%堂會曾作牧養離堂者的事工、3%堂會與具經驗的單位或團體就「離堂者」議題交流合作。⁴  固然要定義「離堂」有相當的難度，因為除了一些完全離開傳統堂會的信徒，也有不少是斜槓信徒，或轉到新興堂會及非華語堂會的信徒，或主要參與網絡聚會的信徒等等，然而，無論傳統堂會未能正視離堂現象乃源於我們不懂（don’t know）還是不想（don’t want）面對，離堂文化似乎意味不少信徒確實基於各種理由對傳統堂會心生不滿，而這就涉及到不同的信徒如何理解教會論（ecclesiology）。如果真是這樣，那麼我們應該能從教會歷史中找到今日香港教會可以參照和借鑒的地方。

不從英格蘭國教會的異議者們

事實上，儘管羅馬教會內部在10世紀左右起先後興起了克呂尼改革運動（Cluniac reform）及國瑞改革運動（Gregorian reform），但它們關注的主要是教會如何擺脫世俗權力，⁵ 因此在銳意提高教皇和樞機主教團之權力的過程中，雖然削弱了君王對教會的控制（以及省主教、地方主教、信眾的自主權），基本上對教會內部的體制架構影響不大。⁶ 堂會仍然必須在教會管轄權（ecclesiastical jurisdiction）下運作，只是教皇的主導角色變得更為顯赫而已。如是者，當宗教改革（the Reformation）在16世紀前葉開展後，古典抗議宗對教會權威（ecclesiastical authority）之批判和衝擊肯定是史無前例的。話雖如此，信義宗和改革宗在歐洲大陸逐漸成形時，無論是前者的監督制和後者的長老制，⁷ 其對教會體制的看法與實踐雖與羅馬天主教不一，但仍有清晰的體制架構和權力分工。但是，由於英格蘭宗教改革（English Reformation）源於亨利八世（Henry VIII，1509-1547在位）偏重政治性而非宗教性的考量，⁸ 繼而形成了一種特殊土壤，日漸產生了不同自由教會（free church）的傳統並會眾制（congregationalism）的教會體制。

當伊利沙伯一世（Elizabeth I，1558-1603在位）決心推行宗教安定政策（settlement of religion, 1559-1563），諸如保留主教制，又制定了崇拜、聖禮、牧者服飾，及訂立《公禱書》等等，使英格蘭國教會（聖公會）的體制得以穩定成形之際，卻觸發了不同希冀擺脫羅馬天主教的新教徒之不滿，使國內逐漸出現了對國教持不同程度之反對態度的異議者（dissenter，或稱「非國教者」，nonconformist）。⁹ 在這種處境下，早期異議者們雖然各有所屬的神學光譜，但似乎有一個最大公因數：認定聖經本身能給予真教會（true Church）一種永恆且具權威模式的模式，只是可以完美呈現之的一世紀教會後來亦衰落了，權力於是越來越集中在極少數的人身上，而當務之急就是恢復使徒時代的純潔樣式。以曾經十分活躍的早期異議者布朗（Robert Browne, 1550s - 1633）為例，他主張公民在民事上雖然應該受到國家管轄，但當局不能以權力來建立教會，因為堂會是基督徒在基督的管治下共同生活的群體。基於這個原因，他指牧者和長老們縱使有從上帝而來的權柄和職分，他們的任命都必須得到堂會的認可。¹⁰ 

早期浸信會和貴格會對教會權威的批判

在這種涉及反教權主義（anti-clericalism）爭論的特別處境中，其中出現了兩個影響深遠的信仰群體：浸信會（Baptist）和貴格會（Quakers/Religious Society of Friends）。然而，就算早期浸信會和貴格會群體對傳統的教會權威都有相當的批判性，但相關的神學理論和實踐不一。

在荷蘭共和國（全名為「尼德蘭七省聯合共和國」，1581年立國）建立首個浸信會（c. 1609）、曾是聖公會牧師的史邁德（John Smyth, c. 1554-1612），先是公開反對國教會的主教制而被收監，後來再提倡連長老制亦只是人的發明（mans devise），並基於對「信徒皆祭司」及聖經的闡釋而制定了二重職事（two offices）——順服於全體堂會會眾之下的牧者及執事（pastor and deacon/elder and deacon）——的治理體制，¹¹ 從此成為了普遍於各個浸信會的模式。¹² 沿此脈絡，我們就能理解1689年由一班英格蘭浸信會信徒撰寫的《第二倫敦認信文》（Second London Baptist Confession of Faith）為甚麼認定一個堂會是否真教會毋須由外在權柄如主教、監督、長老決定，堂會事務也不必由這些職分所控制。¹³ 這種沒有層級（hierarchy）結構的做法，誠然是浸信會教會論的特色之一，也是主張堂會自治的重要神學基礎，無怪乎後來由大不列顛浸信會聯會（Baptist Union of Great Britain）發表的《原則宣言》（Declaration of Principle, 1873）表明「每一個堂會都有自由在聖靈的引導下解釋及執行祂的律法」。¹⁴

早期貴格會對教會權威的批判則較浸信會來得更徹底。這可能與其創始人福克斯（George Fox, 1624-1691）成長於英格蘭內戰（English civil war, 1642-1651）的時代有關。內戰爆發後，人們因為不同教會派系之間多有神學辯論和政治鬥爭，致使浸信會的影響力迅速增加，但曾在倫敦參與浸信會的福克斯最終尋求另一種信仰實踐的嘗試。¹⁵ 福克斯與一班同伴大約在1647年開始建立貴格會的群體，¹⁶ 並把辨識上主旨意的功夫轉向聖靈直接引導人的內在光照（inward light）¹⁷ ——這就是福克斯曰「每個人都應該可以得到上主的啟示，因此沒有人擁有靈性上的權威」的理由。¹⁸ 如果浸信會的二重職事在特殊權力的議題上尚有模稜兩可之勢，¹⁹ 或對牧職仍持高度評價，²⁰ 貴格會的做法就顯得更為激進，因為後者深信信徒靈性平等、群體能在神的帶領下共同找到異象，也對只有神職人員才有釋經權的做法有相當大的保留，²¹ 於是以廢棄平信徒（laity）的方式來實踐「信徒皆祭司」，²² 所以他們的教會不設立任何職分和權威，亦不以投票來處理教會事務。

不過，我們必須留意的是，浸信會和貴格會作為兩個自由教會的傳統，其對「自由」的定義非以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為軸。浸信會雖然指上主直接跟每一獨特的人打交道，召喚每個人以悔改與信靠來回應福音，但最終是把個人置於一個被拯救的信仰群體之中。²³ 所以，浸信會視個體的對福音的自由回應為一個人信仰歷程的一個部分，卻沒有否定堂會群體的意義。²⁴ 會眾聚集是為了一起聆聽聖經的話語、祈禱並彼此聆聽，好辨認上主包括祂要如何管治堂會的旨意，而非表達個人喜好或找出大多數人決意，²⁵ 這也是為甚麼早期浸信會已經十分重視會眾同行（walking together）的神學：「根據基督的任命，願意一起同行，獻出自己給上主，並且彼此交付給對方。」²⁶ 可見，浸信會的確否認傳統的教會管轄權（和國家對教會的控制權），但堂會自由不等於個人或堂會自主（autonomy），因為所有會眾和堂會必然在三一上帝的統領下。²⁷ 至於貴格會，以群體為先的意識就更為明顯。以他們召開事務聚會（meetings for business）為例，就是以群體的辨識工作來尋求上主的旨意。如果大部分與會者未能就某一議題達至共識，就會繼續嘗試辨識，甚至延遲、押後決議。²⁸

浸信會和貴格會改革教會的限制

但是，我們同樣不能忽視早期異議者的教會觀有其限制及值得後人鑒戒之處。首先，是浸信會堂會內部的領導問題。浸信會既主張堂會自立，牧者—執事—會眾的權力關係在其歷史中自然沒有劃一的神學，但無論採納哪一種實踐方案，三者之間的張力不可能完全消弭，要長期取得適當的權力制衡絕非容易，²⁹ 少不免會產生各種混亂的情況。此外，雖然在早期浸信會歷史佔有一席的亞平敦浸信會協會（Abingdon association）於成立備忘錄已道「基督的各堂會應在有疑問的問題和爭議方面互相保持牢固的交流以提供建議，因為各個堂會之間的關係，與同一個堂會各個成員之間的關係是一樣的」，³⁰ 若這尚且可以說明各個浸信會堂會之間的合一關係，我們依然不能否認浸信會傳統使她容易徘徊在宗派排他主義（denominational exclusivism）的邊緣上，甚至淪為孤立主義者。針對這類危機，美國浸信會神學家費利民（Curtis W. Freeman, 1955-）就出版過《爭辯中的大公性：為他異的浸信者做神學》（Contesting Catholicity: Theology for Other Baptists, 2014）一書，意在勉勵浸信會群體要在自己的歷史和神學中重拾大公性的信仰意涵，以體會教會的根基既在三一上帝，就必然同時意味群體性、開放性和大公性。³¹

至於貴格會，在成立不久後就已經面臨不少考驗，使她很快明白到自己不可能全然排拒組織化，也不能把信仰的根基只放在各人的內在光照上。其實貴格會早在1653年已經開始修訂對內在光照的看法，³² 然而1656年的棕枝主日發生了一場公共鬧劇，進一步推動了他們的內省。當時一位熱心傳教的貴格會信徒奈勒（James Nayler, 1618-1660）竟騎馬進入碧仙桃城（Bristol），以圖重現耶穌抵達耶路撒冷的情景，被當局以誹謗罪逮捕，更險些被判死刑。這樁案件迫使福克斯認真省察治理教會的需要，開始在貴格會群體中強調秩序與機制，³³ 並於1666至1668年間徹底改革了會議結構，稱之為「福音秩序」（gospel order）。³⁴ 後來有些貴格會甚至因應需要而逐漸發展出牧職，³⁵ 或開始書寫清晰的信仰宣言。³⁶

不同形態的信仰群體需要嚴肅重整自己的教會論

倘若當今離堂文化的特徵之一真的在於其對傳統堂會建制的批判，那麼早期異議者的歷史對我們而言應該深具參考價值。畢竟，他們與當時英格蘭的主流體制教會（主要是聖公會）分道揚鑣，建立了不屬於主流的嶄新教會體制和傳統。表面上，異議者的舉動與今日的離堂文化有相近之處。但，這段「古典離堂潮」的過去，並不能輕率成為合理今日離堂文化的理據。

一方面，我們不能忽略早期異議者一些極端的思想及做法，致使他們直到今日仍然需要不斷進行內部改革。另一方面，我們需再三認清：對教會權威的批判不是異議者決定與國教分離（separate）的因（cause）。與國教分離的代價不輕，異議者的出現由始至終是因為他們期望可以建立忠於上主的真教會，而這是一個關乎教會論的嚴肅爭議，而與宗教喜好（hobbies）無關。在高舉個人自主、靈性非宗教運動（spiritual but not religious）盛行的世代，異議者對信仰的執著態度，遠比他們與主流體制教會分離，以及體制上相對「自由」——且是包含責任的自由——的神學反思之果（effect），更值得我們沉澱。如果有人以為自己能繞過建立神學、屬靈操練與屬靈辨識的艱苦路徑就能活出一種既有遠見又符合聖經教導的基督徒生活，³⁷ 是十分危險的。因此，若有人太過簡化地主張以離堂，或在各堂會之間斜槓（slash），或純粹透過網絡聚會來跟從耶穌基督，又聲稱這是經過謹慎的屬靈辨識之結論，我們確實應該對此有所保留。反過來說，觀乎我有限的觀察，一些新興的信仰群體在數年之內已經演變為「另一種」穩實的建制，或至少在察覺一些問題後決定聘請富傳統堂會工作經驗的同工，箇中原因值得眾信徒繼續思考。

不過，在上主面前要謹慎行事的當然不只在離堂一方。傳統本身不能保證堂會免疫於自我中心的試探。一如早期浸信會和貴格會在不少跌跌碰碰的歷程中得著更新，當英格蘭國會在1688年制定了《寬容法令》（Toleration Act），放寬了對異議者群體的限制後，聖公會的內部亦出現了變化，譬如主教們變得更認真地看待自己的職責，³⁸ 缺勤的牧者開始被替換，神職人員教育的質素亦有顯著改善。³⁹ 更甚者，這種歷史的轉折也為往後循道運動（Methodist movement）和聖公會福音派（Anglican Evangelicalism）的興起埋下了種子。⁴⁰ 這些都正好反映了上主引領不同光譜的信徒群體以校正自己好建立忠於祂的教會的過程，往往都非一帆風順且需要時間。同理，無論今日的離堂文化有多少問題及限制，它對傳統堂會的重大挑戰明顯驅使我們要接受上主的督促，重新學習巡視教會論的界線，操練辨識哪一些言行實在不能坦蕩蕩地覲見上主。⁴¹ 與此同時，傳統堂會也不能莫視一些新興信仰群體正在努力修訂自己的神學及實踐。面對我們可能感到較為陌生的教會形態，也許堂會和離堂者都要小心自己過快武斷對方的教會論，因為有時爭辯與大公性兩者並非相反，甚至是必要的互補。⁴² 

這樣看來，縱然在歷史中有著不同形態並會犯錯的信仰群體，總的來說，任何宣稱要追隨基督、背起十字架的教會，都要學習謙卑、開放，容讓上主更新自己。上主在歷史中沒有廢掉「建制的」聖公會，也沒有移除「自由的」浸信會、貴格會（以及其他一些主要的異議者群體），因為祂的眼目、氣量、智慧總是比人長遠、寬宏、高深，以致祂可以使用有各種軟弱的教會，成就自己的旨意。所以，當今日不同形態的香港信仰群體面對各色各樣的處境，都不應只關注生存，或所謂「復興」，或是過分聚焦於主觀的感覺、喜好，而該深思「何為忠於上主的教會」此一教會論的課題，否則我們所想所作的都只會淪為生物式回應，⁴³ 而非在建立真教會的事上與主同工。




註解：

1. John Coffey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Protestant Dissenting Traditions Volume I: The Post-Reformation Era, c.1559–c.168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20), p. 14.
2.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2024香港教會普查簡報》（香港：香港教會更新運動，2025），頁15。
3. 同上，頁26-7。
4. 同上，頁41。
5. Jonathan Stavnskær Doucette & Jørgen Møller, “The Collapse of State Power, the Cluniac Reform Movement, and the Origins of Urban Self-Government in Medieval Europe,”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5, no. 1 (2021), p. 222.
6. 吳國傑，《築樓蓋頂：中世紀教會縱橫談》（香港：基道，2011），頁233、239。
7. 但兩者對教會體制的神學理解殊不相同，本文不贅。參赫曼薩瑟（Hermann Sasse），路德會翻譯小組譯，《這是我們的立場：路德宗信仰的本質與特徵》（台北：福音路德會華人宣道協會，2025），頁193至210。
8. 麥格夫（Alister E. McGrath），蔡錦圖、陳佐人譯，《宗教改革運動思潮》，增訂版，（香港：基道，2006），頁353-60。
9. Coffey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Protestant Dissenting Traditions Volume I, pp. xv-xvi.
10. Michael A.G. Haykin, “Separatists and Baptists,” in Coffey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Protestant Dissenting Traditions Volume I, p. 116, ref. 16: Robert Browne, A Booke which Sheweth the Life and Manners of All True Christians (1582), sig. Kr.
11. David W. Bebbington, Baptists through the Centuries: A History of a Global People, 2nd edition (Waco, Texas: Baylor University, 2018), p. 33.
12. 杜錦滿，《尋根溯源：浸信會的歷史起源與信仰根源》（香港：香港浸信會神學院，2022），頁45。
13. Stephen R. Holmes, Baptist Theology (London: T&T Clark, 2012), p. 96.
14. 鄧紹光，《不容從眾的教會群體：浸信會、信洗派暨貴格會》（香港：香港浸信會神學院，2020），頁113，註68：Brian Haymes & Ruth Gouldbourne & Anthony R. Cross, On Being the Church: Revisioning Baptist Identity (Carlisle: Paternoster, 2008), p. 41.
15. Douglas Gwyn, “Seventeenth-Century Context and Quaker Beginnings,” in Stephen W. Angell & Pink Dandelion eds., Early Quakers and Their Theological Thought, 1647-172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2015), pp. 13-5
16. Rosemary Moore, “Seventeenth-century Context and Quaker Beginnings,” in Stephen W. Angell & Pink Dandelion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Quaker Stud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13), pp. 39-41. 歷史中首次出現「貴格會」一詞，源於一位裁定福克斯褻瀆宗教，名為班乃特（Gervase Bennett, 1612-?）的法官。H. Larry Ingle, First among Friends: George Fox and the Creation of Quaker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1994), p.54.
17. Moore, “Seventeenth-Century Context and Quaker Beginnings”, pp. 20-1.
18. Pink Dandelion, The Quaker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08), pp. 4-5.
19. Bebbington, Baptists through the Centuries, p. 178.
20. Ibid., p. 182.
21. Jackie Leach Scully, “Quakers and Ethics,” in Angell & Dandelion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Quaker Studies, p. 709.
22. 鄧紹光，《不容從眾的教會群體》，頁155，註18：Pink Dandelion, An Introduction to Quaker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2007), p. 205.
23. Holmes, Baptist Theology, p. 95.
24. 鄧紹光，《不容從眾的教會群體》，頁107，註51：Haymes et al., On Being the Church, p. 41.
25. Holmes, Baptist Theology, pp. 101-2.
26. 鄧紹光，《不容從眾的教會群體》，頁150，註3：Paul S. Fiddes, Tracks and Traces: Baptist Identity in Church and Theology (Eugene: Wipf and Stock, 2006), p. 31.
27. 同上，頁114。同是異議者的早期公理會（Congregationalism）對堂會和教會領袖的看法與早期浸信會有不少類近之處，唯非本文討論的部分。Cf. Matthew C. Bingham, Orthodox Radicals: Baptist Identity in the English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19), pp. 183-4.
28. Dandelion, The Quakers, pp. 52-3.
29. 參莊信（Robert E. Johnson），袁達志譯，〈浸信會群體的自由與責任：領導的問題〉，刊於《山道期刊》，卷十三，第2期（2010年12月），頁52-65。
30. Holmes, Baptist Theology, p. 104-5, ref. 11: Keith G. Jones, The European Baptist Federation: A Case Study in European Baptist Interdependency 1950-2006 (SBHT 43) (Milton Keynes: Paternoster, 2009), pp. 257-9.
31. 鄧紹光，《不容從眾的教會群體》，頁32-3。
32. Dandelion, The Quakers, p. 21.
33. Robynne Rogers Healey, “History of Quaker Faith and Practice: 1650-1808,” in Stephen W. Angell & Pink Dandelion 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Quakeri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2018), pp. 17-8.
34. Ibid., p. 20.
35. Pink Dandelion, The Quakers, pp. 109-11.
36. Ibid., pp. 59-62.
37. 《山道期刊》，卷十三，第2期，頁6-7。
38. William Gibson, The Church of England 1688-1832: Unity and Accord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p. 116-7.
39. Hervé Picton, 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From the Reformation to the Present Day (Cambridge: Cambridge Scholars, 2015), pp. 73-4.
40. Ibid., pp. 74-5.
41. 參威廉斯（Rowan Williams），吳震環譯，《教會史是如何煉成的？一本不一樣的歷史神學指南》（新北：校園，2020），頁78-9。
42. 鄧紹光，《不容從眾的教會群體》，頁29，註15：Curtis W. Freeman, Contesting Catholicity: Theology for Other Baptists (Waco, Texas: Baylor University, 2014), p. x.
43. 參鄧紹光，〈社會的轉變、學習的同行〉，收錄於CGST Resources：https://mediahub.cgst.edu/tc/resources/article/cfpv-20230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