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別於天主教在禮儀中採用拉丁文，馬丁路德自改教以來，提倡德國人以德語唱詩和敬拜（vernacular worship），是劃時代的宗教改革和宗教教育。一脈相承，香港芸芸眾多聖樂人才，多年以來都孜孜不倦地翻譯和創作聖詩，務求讓香港的信徒，可以用自己熟悉的粵語來讚美和敬拜主。
聖詩翻譯在香港的蓬勃發展
上世紀70年代，《青年聖歌》是香港教會最廣泛流行和唱頌的翻譯聖詩，不分宗派和年齡的信徒，都可以琅琅上口地唱出多首經典詩歌，是很多資深信徒「由細唱到大」的集體回憶。《青年聖歌》有優美的旋律，翻譯也貼近原文，中文的遣詞用字都很嚴謹，劉福群牧師（Rev. W. C. Newbern）和他的同工可說是居功至偉，以一位美國來華的宣教士來說，他在香港聖詩樂壇作出了舉足輕重的貢獻。
除了跨宗派的《青年聖歌》外，不同宗派在上世紀亦相繼著力翻譯和出版自己的詩歌集，供轄下的堂會使用。這些詩歌集除了翻譯歐美的經典聖詩外，也有些曲詞具中國音樂風格的聖詩。有如雨後春筍，各具音樂和神學特色的詩集便紛紛面世。其中有不少編輯詩集的原意是以普通話來唱頌的，但可能礙於當時大多數信徒並非擅長普通話，便自然而然地用廣東話母語來唱頌這些翻譯詩歌。當時不以為意，但現在唱起來，總有令人啼笑皆非或尷尬的拗音情況，其中為人熟知的〈我是主的羊〉和〈主能夠〉便是「著名」的例子。如果用粵語拗音的標準來看，上世紀的中文翻譯聖詩幾乎都不能通過這一個要求。但話說回來，拗音這個標準在當時的教會群體中尚未萌芽，除非某一本詩集聲明可以用廣東話唱頌和符合粵語的九聲六調，否則一蓋用拗音的標準來衡量便略嫌偏頗了。
舶來品聖詩vs本色化聖詩
如果看看其他地區的聖詩發展情況，可得知傳統聖詩具有重要的價值。統計數據顯示，9成以上的尼泊爾人都是信奉印度教或佛教，而基督徒只佔總人口約1.4%。筆者有幸兩次探訪加德滿都的基督教教會，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們採用本色化的聖詩，即按自己民族音樂風格創作的曲，然後配上自己方言的詞，而並非採用「舶來品聖詩」。自上世紀開始，百多年以來，香港由翻譯西方經典的「舶來品聖詩」和創作有中國色彩旋律的聖詩開始，慢慢轉化為用多元音樂風格作曲和粵語填詞的「本色化聖詩」。由於多個聖樂先驅的耕耘和近幾十年聖樂人才輩出，香港「聖詩樂壇」確實是百花齊放。
「舶來品」是指由外國進口的物品，而「舶來品聖詩」在這裡借用來指從外國進口的經典聖詩。筆者的意思並不是指外來的聖詩不好，事實上，現時歐美教會雖然在崇拜中採用了不少全新創作的聖詩，但一些傳統的經典聖詩，例如How Great Thou Art和Great is Thy Faithfulness等，仍然是家喻戶曉和在崇拜中經常採用的。說實話，香港上世紀的信徒有幸可以唱頌經典的「舶來品聖詩」，得以在優質的音樂中沉浸成長，亦不知不覺地在饒富神學內容的歌詞中得到牧養，是不可多得的珍貴經歷。不但如此，這些經典的「舶來品聖詩」，更是不同國籍基督徒的「共同語言」，無論在世界任何角落，當熟悉的經典聖詩旋律響起，不同民族信徒的心，便會頓時泛起一份靈裡的親切感。這樣說來，經典聖詩便是基督徒的「共同語言」，它打破了語言和文化的隔閡，連繫著不同地域的信徒，也可以說是信徒在聖樂上的根了。
筆者曾經出席美國和本地外籍人士的主日崇拜，他們除了起用敬拜隊帶領會眾唱頌現代聖詩外，仍然保留唱頌一些傳統聖詩，例如Love Divine, All Loves Excelling和O Holy Night等，只不過把它們重新編曲，務求音樂風格與現代的一致，避免風馬牛不相合。筆者在其中唱頌「舊與新」的詩歌，雖然在陌生的教會是新來賓，但頓時產生了一份認同感和歸屬感。
粵語是極具音樂性的語言，所以用粵語朗讀唐詩時，不但能夠細味古漢語的押韻，而且更容易聆聽到細膩、鏗鏘的聲調和音色。在採用粵語朗讀文字時，可以依循粵語字詞的聲調如高、低、長、短等去處理，但當配上音高時，聲調與音的配合便很重要。
粵語和普通話都是聲調語言（tonal language），分別有9聲和4聲，即一個單字雖然有一樣的子音和母音，但因為發出不同的聲調而出現有不同的字和字義，是一種「依聲調辨字義」的語言。舉例來說，粵語的「救」和「主」分別是第3和第2聲，拗音的意思是當該字配上「音高」（pitch）之後，但唱出來是另一聲調，便是錯配了音高，變成另一個字，意思便與原來的有天壤之別了。
不但如此，如果把「救主」一齊連起來配上音高，那只可以配大2度或大3度的上行音程 （即d r, r m, f s, s l, l t 或d m, f l, s t）。假若錯配了下行或平行音程，例如s m或l l，那麼唱起來便分別變成「鳩住」（變成第1及第6聲）或「鳩豬」（兩個字都變成第1聲）了，所以，粵語入曲的限制非常大。如果有更多字連在一起成為句子，那麼音高的規範便更多了，例如「耶和華是我的牧者」，選擇便可能限於s, s, s, l, d m l, r。
再者，有不少傳統聖詩是採用正歌和副歌的結構，即每一節的正歌和副歌都分別採用相同的旋律，而且音節數目、字數、句數、一韻到底和起承轉合的結構上都有嚴謹的要求，更要符合神學思想，不能隨意逾越。所以，如果要把原文內容，以及這些相關的格律和押韻要求，都在翻譯的聖詩裡呈現出來，那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了（mission impossible）。
嚴格來說，翻譯聖詩是一門很專業的學問，要達至翻譯家嚴復提出「信、達、雅」（即忠於原文意思、通順明白、用詞得體）的3個翻譯原則已經不容易，還要多一個原則「音高」，即是要用合乎粵語9聲的字詞來入曲，避免出現拗音，更是難上加難。所以，粵語聖詩的翻譯者往往都要在這4項原則上取捨，即採取輕某些原則而重另一些原則的策略。此外，傳統聖詩通常有3節或以上的歌詞，要翻譯和把數節歌詞「填入」同一條旋律，不偏離原文的意思，又要符合韻律和九聲六調，實在十分艱巨，真是難若登天。話雖如此，近年出現「活化」《青年聖歌》的多個成功例子，即把歌詞重新翻譯和編曲，以合乎用粵語唱頌的要求。
再者，因為粵語具旋律性，所以同一句歌詞，不可能用於其他聲部。換句話說，同一句粵詞在女高音聲部「啱音」，但如果其他聲部的和聲用同一句歌詞唱，則必定拗音無疑。所以這是用粵語翻譯合唱作品避無可避的難點。除非是全新創作的粵語合唱作品，作曲家有專業的能力和巧妙的作曲手法，用同一句或部份歌詞去為不同聲部創作旋律或和聲，使每一個聲部的字和音高匹配。其中的佼佼者，可說是香港著名作曲家高世章先生和伍卓賢先生等。
一定要「啱音」嗎？
筆者曾請教幾位粵語流行曲的著名填詞人，他們都不約而同地說了兩個粵語流行曲填詞的基本原則，其一是要「啱音」，其二是單憑聆聽，便能聽懂歌詞，否則一概都不能「出街」，即不能通過審批和發行。但由於全新的「先曲後詞」創作比起翻譯的彈性大得多，也沒有在翻譯時要合乎原文內容的限制，可以天馬行空地採用任何題材和內容去填詞。一位填詞家說過，他曾經為一首全新的歌曲，填寫了12個不同主題的粵語歌詞版本，然後讓歌星選擇其一灌錄唱片。上文提及粵語流行曲的第一個基本原則是「啱音」，另一個要求是單憑聆聽，便能聽懂歌詞。但在聖詩的粵語翻譯中，偶爾會出現鐘擺效應，就是為了「啱音」而出現一些特殊的現象，以致有些歌詞不但聽不懂，就是閱讀也不一定明白歌詞的意思。例如﹕「瀾暴、寂然近、辭令意想、凝動意識靈性」等。重這個便會輕那個，顧此便失彼了；如果翻譯者優先的考慮是「啱音」，便放輕了翻譯家嚴復先生提出「信、達、雅」其中的「雅」；要做到三者取得平衡，便考驗翻譯者的功力了。
許冠傑是香港粵語流行樂壇的鼻祖，他的作品在上世紀70年代奠定了粵語流行曲的基石和地位，到1980、90年代，很多著名歌星和四大天王在樂壇大放異彩。相對於粵語流行曲，粵語聖詩曲和詞的創作大約推遲了10年左右。80年代孕育的《齊唱新歌》，便是當時全新創作和符合粵語9聲6調的聖詩，一時無兩，是香港粵語聖詩發展的里程碑。近年來，不少基督教機構，以至平信徒，都紛紛加入粵語聖詩作曲作詞的行列，勢不可擋，香港「聖詩樂壇」相繼湧現大量全新的粵語聖詩作品。
全新粵語創作聖詩與傳統聖詩一板一眼（強拍和弱拍）的平穩節奏不同，現代聖詩多採用流行音樂常用的明快節奏或切分音（無板有眼），富節奏感和時代感，旋律易聽易唱，音樂風格與流行音樂相近，並且符合粵語9聲的歌詞淺白易記，善於抒發感情，所以深受年輕人的喜愛。
現代粵語聖詩在香港教會也激起了不少波瀾，例如有訴求要更新崇拜的程序和內容、加入敬拜隊、選唱傳統翻譯還是現代創作聖詩的爭議、教會詩班是否仍要保留等，甚至出現水火不容的情況，亦有信徒質疑傳統聖詩的存在價值。平心而論，除了拗音這個標準外，上文提及傳統翻譯聖詩，經歷了超過100年甚至幾百年的去蕪存菁，可以流傳下來的都是經典；而現代創作詩歌只有短短40多年的歷史，在音樂、歌詞內容和神學上，都難免有稍劣的作品。雖然有些新作很受歡迎和經常被選唱，但始終都需要通過時代巨輪的考驗。而事實上，全新創作的粵語聖詩，間中也發現拗音的情況，也不一定是百份百「啱音」。
明顯地，由於粵語的每個字都有固定的聲調（個別的字也會有變調出現），限制了音高的選擇，故此，大部份的粵語流行曲和粵語聖詩都是「先曲後詞」，即作曲家先創作旋律，然後由填詞家按題材填詞，「顧名思義」，「填詞」是也。而「先詞後曲」的限制則十分大，旋律不但要動聽，亦要「露字」，即「依字行腔」。所以能夠根據原有歌詞的聲調，創作出優美旋律的難度很大。話雖如此，如果仔細研究，根據其樂句和歌曲的結構，也不難看出一些歌曲是「先詞後曲」的。
舊與新的聖詩
在內容上，全新創作的聖詩（包括用粵語或普通話創作的）所採用的題材，多以敬拜讚美、救恩和信徒生活為主，善於抒情，但少有關於教會節期和禮儀如聖餐和浸禮的創作；而傳統聖詩的題材則較為廣泛和全面，善於記敘和陳述。此外，由於傳統的聖詩是都有3節或以上的節數（verses），故擁有很完整的起、承、轉、合結構，以及層層遞進的內容，可以交代較全面和完整的神學思想，與現代的短頌詩歌迥異。例如Amazing Grace（奇異恩典），6節的歌詞很完整地交代罪人得贖的故事：罪中沉淪、悔改、得贖、恩典、磨煉、盼望，然後推展到對永恆的盼望。而全新創作的聖詩，通常節數較少或全曲較短，要處理有遞進和較有深度的內容的限制較大。故此，舊與新的定位和功能都不同，像筆者曾走訪過的洋人教會，可以舊與新並用，互補而不是互相排斥。不得不說，「新的」有一天也會成為「舊的」，無論是舊是新，只要是具質素的旋律、合乎神學、通順流暢和單憑聆聽可以聽懂的歌詞，會經過時間的洗禮而流傳下來，成為經典聖詩。所以，無論翻譯聖詩也好，創作聖詩也好，舊或新，香港的聖樂事奉人員，可以繼續努力，目標是令粵語聖詩的曲和詞能夠「載道」和「言志」，即合乎聖經真理，以及符合文字和音樂的要求；而翻譯聖詩，除了嚴復先生提出的「信、達、雅」標準外，可能要加上「音」和「美」的標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