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這百姓以口親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卻遠離我；他們敬畏我，不過是領受前人的命令。」（賽廿九13，《和合本修訂版》）
相對外患，我總覺得香港教會群體的內憂更令人擔心——外患往往只是把原來就存在的內憂刺激出來。河水沖擊固然可怕，但是房子嚴重毀壞才是更值得關心的問題（參太七24-27；路六46-49）。在反思教內近年較多人討論的課題，諸如傳承（交棒與接棒）、年輕化╱老化、事奉人手及奉獻壓力等，我認為教會當下除了要提防成功神學的試探外，亦需要留神對信仰內容的理解過於僵化。
為甚麼我會這樣說？一方面，表面努力尋找教會去向的行動者，也可能因循於過去對「忠心」的種種詮釋。這樣的教會有機會極力希冀維持教會運作的規模，要麼礙於人手和奉獻流失等現實問題，勉為其難地縮減教會各方面的工作，其實暗地裡希望有一日會出現「復興」。旨在維持宗教體制運作，而忽視上主設立教會的原意，這是動機問題。
另一方面則是本文想花多點筆墨去探討的：我們是否真的經驗到我們所宣認的信仰？作為信二代，我在教會成長，也在教會工作，長年都不難聽到關於基督信仰的「道理」，可是又不乏親睹一些呈現宗教（religious）與靈性（spiritual）割裂的經驗。平心而論，在我有限的觀察中，這類割裂有時不是源於虛偽，而是生命失衡的結果——頭腦上有一套對信仰的詮釋，可未必是生命真切感受到的內容。
香港教會在二戰後已經歷了三、四代人的洗禮，只要朋友有上教會一段日子，對教義多少都會有點「揸拿」，然而，這不代表我們真的感受甚至深信上主的慈愛與威榮。有些時候，不是世俗主義使人對福音有所抗拒，而是教會群體對現實的冷淡和不敬虔的行為，與其宣講的福音不符——教會生活的真象不幸反映了信徒群體缺乏切身的信仰經驗。近年，部份信徒甚至開始體察到自己和群體呈現神枯（spiritual dryness）的狀態，這類現象或者解釋到何以教內興起了對屬靈導引或其他靈修傳統的尋索，亦多少呈現了不少地方教會的危機遠不只是資源匱乏或人數流失。試問，在這樣的狀況下，教會豈能健康成長，肩負我們蒙召的原意？
寫到這裡，我想起衛斯理4大支柱（Wesleyan Quadrilateral）——聖經、傳統、理性、經驗。此一神學反思方法出自一位20世紀的美國衛理公會學者，1而用來回顧活躍於18世紀英國的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 1703-1791）之一生，仍有相當的參考價值。衛斯理生於一個英國聖公會牧師的家庭，在25歲時被按立為該宗派的牧師，可是在1735至1737年到北美洲宣教的歷程中，他察覺到自己對基督信仰的認信頗為籠統甚至模糊。「神的靈是否與你的心同證你是神的兒女」這類不純粹是針對教義的提問，足以令他感到困惑。2 也許，這就是何以衛斯理回到英國並經歷到自己有重生的確據後，3 雖沒有把那次特殊經驗視為金科玉律，但漸趨成熟的他更明白教義與經驗不應顧此失彼：福音不僅是可以客觀分析闡述的概念式教義（conceptual doctrine），也是可以親身體會的經驗式教義（experiential doctrine）。4
作為牧師的衛斯理，依然願意面對自己理性認知與生命真實經歷之間存在的張力，並在當中掙扎，成為了他個人且教會群體趨向更新的契機。同理，今天若我們正視教會群體失去了動力與活力，就不該醉心於考究方法論（活動是否不夠吸引、地方是否不夠寬敞時尚、敬拜是否不夠氣氛等等），或困於傳統的做法，或只埋頭在各種神學課題下理性的工夫，更需敢於面對自己和群體的靈性實況，祈求上主的憐憫與恩典，好使我們經歷祂更深，能把重建的房子立在磐石上。
註解：
- Albert C. Outler ed., John Wesle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1964), p. iv.
- Kenneth J. Collins, “Wesley’s life and ministry,” in Randy L. Maddox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John Wesle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2009), pp. 46-47。
- 衛斯理稱自己在1738年5月24日約晚上8時45分在倫敦的雅德門街（Aldersgate Street）聚會時，突然覺得心裡異常温暖，覺得自己確已信靠基督，唯靠基督得救；並且得到一個「主已經洗清我一切的罪，且已拯救我脫離了罪與死之律」的保證。
- 何威達，《市井宗師衛斯理》（香港：德慧文化，2023），頁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