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信仰除了以聖經作為一切價值判斷的基礎外，還有不少神學觀念都扮演著重要的指引角色。這些神學觀念的出現，是因為要回應當時代的需要而產生的。但由於這些觀念歷史悠久，漸漸不自覺地被推崇為絕對的神學立場和原則，甚至最終演變為不能搖撼的準則。「政教分離」（Separation of the Church and the State）就是這樣一個表表者。
「政教分離」源自馬丁路德《奧格斯堡信條》，但他的「政」是「政府」，而不是「政治」，「教」是指「教會」，而不是「宗教」。其核心價值是政府與教會千萬不要在架構上混在一起，教會作為神的子民總要保持分別出來的特質。這本來是一個非常清晰和有意義的教導。但隨著年日的過去，加上教會一般對神學理念的不求甚解，慢慢演變為教會和基督徒都不該參與政治。甚至將教會與政治的關係定為二分法：政府管理世上的事務，教會管理屬靈的事務。「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神的物當歸給神。」（太廿二21）。但這樣的教導是否符合聖經的原則？抑或將一個本來自回應時代需要而產生的神學概念，無限提升至一個絕對化的真理？下面從兩個向度去反省「政教分離」這課題：首先從聖經神學檢視其基礎，之後再從實際社會現況出發，思考這個概念在實踐上產生的矛盾現象。
「政教分離」的聖經神學詮釋
一、神的形像與管理之責（創一26-28）
創世記描述上主創世時賦予人有神的形像，其中包括男女有別和管理大地之責。因此，我們基督徒都有代表上主管理天父世界之重任（Cultural Mandate）。這裡引申出基督徒存活在地上的雙重管理責任：
1. 管理大自然：透過管理令自然界的動植物、空中的鳥、海裡的魚都能生養眾多，遍滿地面。雖然我們強調這是天父世界，但是教會整體是否做到好管家的位份？
2. 管理人類世界：如果政府的職責是管理社會，那麼基督徒的使命便包括管理社會的責任。正如國父孫中山對政治的解釋是管理眾人的事，因此，基督徒參與政治是義不容辭的責任。至於如何參與，則要按各人的恩賜和領受而決定。
二、作鹽、作光的社關含義（太五13-16）
基督信仰從起初便已經是一個進入世界的信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Incarnation of the Word，約一16）。但不知從何時開始，漸漸變了質，演變為一種內在化、個人化和私有化的信仰表達；這實在是偏離了主耶穌的精神，今天我們必須要再一次回到信仰的真正本質。
在登山寶訓中，主耶穌提醒我們是世上的鹽和世上的光，當中有下面的社關含義：
1. 光能驅走黑喑，鹽有防腐作用。因此，基督徒活在世上，我們的使命是作光作鹽，照出社會的黑暗和防止社會的墮落。雖然個人的努力是必須的，但最有效的方法仍然是透過政治的力量和有效公義的公共政策，因此參與政治是實踐使命的必須途徑。
2. 光會帶來溫暖，鹽有調和的作用。因此，基督徒的生命應該會帶給社會更多溫情，以及人與人之間更和洽的關係，因此，參與政治是不可或缺的選擇。
「政教分離」實踐上的內在矛盾
表面上，教會傳統高舉「政教分離」的旗幟，但在現實生活實踐中，卻常常見到很多自我矛盾的現象。
一、美國立國精神和憲法。眾所周知，美國的立國源於在英國的清教徒受到信仰逼迫，因此乘坐五月花號來到今天的美國東岸。及後美國獨立所撰寫的獨立宣言和憲章，內容基本上都是源於聖經和基督信仰價值觀。對美國的國父們（Founding Fathers），信仰根本與政府和政治基本上是不可分割的整體，甚至今天的美國紙幣上，仍然印著“In God We Trust”的字樣。當葛培理牧師在生時，不少在任的美國總統面對挑戰時，都會親自向葛培理牧師請教，我們從來不會質詢為甚麼葛牧師沒有謹守「政教分離」的原則？
二、回到香港的處境。在九七回歸前，香港的總督在上任時，都要在香港聖公會大主教前宣誓和接受祝福，請問這是否「政教分離」的反證？在那個年代，政府不少政策或多或少有利於教會事工的發展，為甚麼在那些年間，教會對於「政教分離」的原則卻沒有那麼執著？
總的來說，教會對於「政教分離」的真正立場，其實是一種信仰的功能主義（Christian Functionalism）。任何時候，只要對自己有利和有用的，便會堅持；當危機來臨，或面臨挑戰時，便會以此作為藉口，或一個擋箭牌，放棄應付的責任和承擔，這實在是香港教會的悲哀！
（作者為資深牧者，現全職作Pastor Tra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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