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八年是筆者從伯特利神學院畢業之年。當年，其中一位畢業禮同場的博士畢業生John Snelgrove的畢業論文被廣泛報道，包括本文引用的來源，刊於《時代論壇》的John Snelgrove文章〈香港青年人從本地教會到國際教會的轉移〉（見一六二五期，二〇一八年十月廿一日）。筆者希望透過重溫這篇分享，讓華人基督徒對香港國際教會有多點認識，順便談談領導傳承的問題，同時也回應一位網友有關教會結業的討論。
據文章分享，引發作者擬定論文題目，是因為國際教會於二〇一四年第一次被納入教會更新運動教會普查之中。該結果指出部份國際教會竟然有約90%以廣東話為主的香港人，而作者的研究對象則把國際教會聚會者收窄為一九八二至一九九六年出生的人，即當時在二十至卅五歲的人為主，他們大部份來自華語教會，後來卻轉到國際教會去。
本地教會 vs 國際教會
文章提及的研究方法包括問卷和焦點小組（focus group），作者把每次焦點小組的討論錄音，並把對話內容進行深入研究。最後，作者總結出四個主題：
•本地教會較像傳統教育，過於著重知識及權威性
•本地教會的架構較死板，太多禮節和規則，著重行為多於恩典
•本地教會較離地，缺乏異象，以及與千禧世代青年人不相干
•國際教會提供較不同的模式，包括較平易近人的敬拜模式和較強的群體意識
作者建議從幾個切入點理解這些現象：
•教會的動態和動力來源在哪裡？
•千禧世代的思維
•教會是否預備好作出轉變？
•教會的異象在哪裡？
•教會是否開放、願意聆聽？
•教會有沒有增強及鼓勵信徒群體？
首先要表明，作者並沒有鼓勵香港青少年人到國際教會去，到國際教會聚會是青少年人自己的選擇，作者只是透過研究，把這個情況具體地呈現出來。
就作者從焦點小組歸納出來的主題及作出的建議，筆者認為可透過青少年人離開華語教會，加入國際教會的行為，歸納為兩個核心問題：
•青少年離開的華人教會是怎樣的教會？
•青少年選擇去的國際教會是怎樣的教會？
綜合John Snelgrove的見解，青少年離開的華人教會的管理模式是top-down（自上而下）的，重視權威、建立規則和行為守則等。當華人教會內的領袖老去，自然會更死板、缺乏異象、離地、與千禧世代青年人不相干。即使如此，他們並不會放棄教內的禮節、規則和行為守則，因為這些都代表他╱她的權威。教外如神學院在釋經神學的發展，往往不能進入教會。很大程度上，這也是筆者和幾個朋友建立FB專頁「趁年青‧學釋經」的原因。
青少年選擇去的國際教會未必是bottom-up（由下而上）的教會，但按焦點小組的意見節錄，青少年選擇去的國際教會是「以人為本」的教會。焦點小組有意見指出，他們在國際教會可以放心表露個人的軟弱和掙扎，人和人之間多了透明度，甚至資深牧者亦會照顧其他牧者。受訪者亦在國際教會感受到華人教會沒有的教會屬靈文化，例如較易把講道內容應用到自己生命中，教會也很刻意推動關心無家者、貧窮人口以及病患等社區關懷工作。有關最後一點，筆者想起華人教會為人祈禱時，多數都是以對方是否會友或福音對象為基準，而且代禱很多時都只是關於身體狀況，很少其他內容。
理想與現實
原來重視現實的教會也是較理想的教會，現實包括對人、對社會的關心。自上而下的教會很多時都缺乏動力，因為教會是靜止（static）的，教會內唯一不靜止的就是教內的權威，所以當權威老去，教會亦會失去動力。由上而下的教會亦不需要異象，卻很需要持續確立權威的領導地位。因此，很多這類型的教會都把資源用在辦好崇拜或大型聚會上，而這類型聚會很多時又以人數多少為指標，聚會氣氛好、人數多、熱鬧等，都有助領導者鞏固其地位。
華人教會間，好一段時間仍然有「搶羊」之說，但對於青少年「過檔」國際教會，華人教會似乎未有太大反應，對於會內平均年齡一直往上升亦沒有太大反應，好像國際教會是屬於另外一個圈子似的，這一點的確值得深入研究。
六年前，John Snelgrove客氣地指出華人教會需要改變、需要開放、聆聽千禧世代基督徒的心聲、需要新的異象。若加上John完成博士論文的整個過程，論文的資料至今已經差不多有九年歷史。九年後的今天，最震撼我的新聞，莫過於國際教會Island ECC以七點五億購入新光戲院原址作教會發展用途。有報道指Island ECC儲錢八年才作出行動，似乎這八、九年來，華人教會並沒有甚麼轉變。
轉變是難的，下舉二例。若教會沒有刻意關懷無家者、貧窮人口以及病患等社關工作，在教會旁建設一間咖啡店去「吸客」是無濟於事的；若教會仍然採納「自上而下」而非「以人為本」為管理方式，替在外國讀完書回港的教會子姪開設英語崇拜也是毫無意義的。改變不是開間咖啡店或是加設英語崇拜，華人教會需要的是意識形態（ideology）上的改變，需要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當華人教會不願意改變，青少年便會選擇離開「由上而下」的華人教會，加入相對「以人為本」的國際教會。
當由上而下遇上領導老去
筆者不厭其煩的再說一次，當權威領導年紀愈大，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愈來愈低，能夠認識千禧世代基督徒、進入他們世界的能力也愈低。國際教會為千禧世代基督徒提供更適合他們發展靈性生活的地方，他們也為國際教會提供人力和其他資源。相反，千禧世代基督徒離去，令不少華人教會只能靠原來的資源繼續營運下去，情況並不樂觀。
神學院有幾科領導學科目筆者都有報讀，過程中發現華人傳統並沒有領導學，很多上一輩仍然以為領導是天生的，或像二千多年帝制一樣，也是「天生」（世襲）的。在領導學上，華人被西方拋離不止一個世紀。無論如何，領導學其中一門學問是「傳承」，華人傳統的傳承是父傳子，幾個香港傳統大地產商便是最佳的例子。去到教會的處境，華人在傳承上便出現尷尬的場面，很多信二、三代屬靈情況遠不及前人，或是已經成為dechurched，或是到海外讀書回港後加入國際教會，未能傳承下去。但華人傳統上並不多傳給非「自己人」，傳承被卡住了。若要數近百多年華人歷史，更不時出現權威領導親手把繼承人消滅的事件，很多權威領導並不想繼承者出現。教會的老齡化，其實也見證了權威領導的老齡化，及在傳承上「交白卷」的事實。
筆者一直認為，華人教會在七十年代中後期起能夠發展是出於經濟因素多於信仰因素，如今很多教會的權威領導已經老去，經濟亦由千禧年頭的平穩變為下滑，再加上大量青少年人轉到國際教會聚會，權威領導又未見交棒，不少有心的年輕教牧寧可自己建立獨立教會。不知道讀者又有沒有類似的經驗可以分享。
大衛王的傳承有點不夠清楚，但最終還是讓所羅門繼位，但所羅門的傳承就很不清楚，羅波安似乎準備十分不足，他的偏聽最後造成國家分裂，但上帝似乎並不介意這些，祂分別派遣不同的先知帶領分裂後的兩個國家，直到兩個王國先後滅亡。突破創辦人蘇恩佩前輩是華人基督教會中最早問對問題的人：「這一代的先知在哪裡？」
每一間華人教會都可能有一個或多個王，但葡萄園戶並不是葡萄園的主人，結不了果子，葡萄園主便會把葡萄園交給其他能按時候結果子的人。
（部份分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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