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是修訂自《2023香港教會形態發展趨勢研究》的「總結」部分，讓讀者能從中直接得知是次研究成果的撮要論述，有概略的了解。然而，十分鼓勵大家細閱整份研究報告，從而掌握這次研究的前因後果，幫助你對整體香港教會在這數年間的發展，作出更深入的思考及延伸討探。
一．「堂會改變現行的運作模式」未必能發展成趨勢
量性問卷的結果：整體「態度積極」的堂會（包括「已有計劃」和「正在考慮」的堂會）數目有所減少，「不會計劃」的堂會卻有所增加。
質性訪談的結果：對於從「正在考慮」轉變至「不會計劃」或「未有考慮」的堂會來說，未能改變的主要挑戰包括會眾暫未擁抱異象而未有參與，或是因未接受裝備而未能參與，都不是短期能解決。現時疫情過去，堂會的一般運作已沒有太多限制，要促成改變或許需要等待下一個時機。
綜合而言，研究組認為現有數據上缺乏足夠的證據支持「堂會考慮改變現行運作模式能發展成趨勢」這一說法。
二．堂會對「改變現行的運作模式」的理解
質性訪談的結果：堂會對「改變堂會現行運作模式」的理解，主要是把聚會形式改為彈性地點／分散式聚會，甚少提及堂會的外在結構或地方使用。此外，「已改變堂會」會把信徒領袖的培育及社區服侍，同樣視為運作模式改變的一部分。
質性訪談的結果：會眾的參與程度對堂會能否改變有重要的影響。信徒領袖的培育和社區服侍，正好能為會眾分別提供裝備和分享使命／異象的機會，降低會眾參與的門檻，促成聚會形式上的改變。
故此，可以把「信徒領袖的培育及社區服侍」視為第一階段，「聚會形式」視為第二階段，把兩個階段合起來才可算是一個完整的「現行運作模式」。
三．與「改變現行的運作模式」有關的因素
這些因素可分為「直接相關」和「間接相關」。「直接相關」的因素可再分為「前因」、「後果」、「助力」和「阻力」。
至於「間接相關」，指的是因素之間在統計上呈現相關性，但實際上它們並沒有直接的相互影響或因果關係。這種相關性可能是由於存在其他共同的因素，而不是兩個因素之間的直接影響。
直接相關因素1：前因
前期分析的結果：「已有計劃」堂會較多曾關注雨傘運動。
量性問卷的結果：「已有計劃」堂會較多在「講道內容間中提及會眾可能因信仰而遭受逼迫」。
質性訪談的結果：最多堂會提及的是與政治相關的原因，尤其顧慮國安法的執行或其他宗教限制。
綜合而言，堂會考慮改變現行運作模式的主因是政治。至於疫情，不但前期分析和量性問卷的結果皆沒有提供支持，質性訪談的結果也傾向認為只是一個助力。
直接相關因素2：助力
量性問卷的結果：「已有計劃」堂會較多擁有運動型態的特徵。他們「強調現在與未來，較少強調過去慣常的做法與經驗」，也會「靈活且迅速改變以回應需要」。這促使堂會能夠果斷決策並推動改變。
質性訪談的結果：「已改變堂會」中，服從或擁抱異象的會眾佔多數。此外，「已改變堂會」面對不願參與「改變」的會眾，他們傾向連結能夠連結的人。這為量性問卷的結果，「已有計劃」堂會較多不同意「堂會感覺像個合一的整體」，提供合理的解釋。
直接相關因素3：阻力
量性問卷的結果：「不會計劃」堂會較多擁有體制型態的特徵。他們「重視決策由規則、法條與程序主導」，也「注重緩慢穩定而非快速的轉變」。這呼應質性訪談中「未能改變堂會」一層接一層的繁複商討，以及重視共識的特徵。上述特徵阻礙了改變的推行。
質性訪談的結果：人手緊絀、會眾的參與度不高是「改變」的一大挑戰。背後的原因是會眾未看見／不同意有「改變」的需要。這呼應了量性問卷中，「不會計劃」堂會較少崇拜人數減少的結果，也印證了前期分析中的猜想2：「不會計劃」堂會在崇拜人數缺乏危機感，也就少了一個誘因去作改變。
直接相關因素4：後果
量性問卷的結果：「已有計劃」堂會較多同意「創新的意念能從會眾中自由醖釀誕生，且由整體共同執行」，呼應了質性訪談中，推行改變後會眾變得自發和主動的結果。
質性訪談的結果：「已改變堂會」會把信徒領袖的培育及社區服侍，同樣視為運作模式改變的一部分。這為前期分析中的觀察3提供解釋，為何「已有計劃」堂會較多評價「查經／聖經課程」不是首五項培育需要。
最後，儘管堂會的一般運作已沒有太多限制，「已改變」的堂會也不考慮恢復過去慣常的聚會形式。至於「未能改變堂會」則全面「復常」。
間接相關因素
前期分析的觀察1「積極回應社會運動」是一個間接相關因素，由共同因素「關注雨傘運動」引起。
量性問卷結果中的新觀察3「堂會成立的社會服務單位／提供的社會服務」同樣也是間接相關因素：
成立長者中心／提供長者服務的堂會，會眾結構中年長會眾比例自然不少。質性訪談的結果提及，長者在適應新模式時有更大困難，因而間接影響堂會改變現行運作模式的意願，不再強行推動改變。就業支援服務、成長導師計劃、上門探訪和提供各種生活物資援助等服務，所需要動員的人力資源比較多，這主要是因為受助者地點分散，以及服務性質需長期委身。質性訪談的結果提及，「未能改變堂會」會眾的參與度較低，或是無力長時間維持事工。這為「不會計劃」堂會較少上述社會服務提供了解釋。
四．結語
毫無疑問，考慮未來有可能出現的宗教限制，彈性地點／分散式聚會是其中一種出路。可是，成熟信徒領袖的數量，以及會眾對堂會異象的擁抱和參與程度，都很大程度左右著這種改變能否成功。
然而，改變與否並非好壞之別，乃是堂會需要依據會眾結構、核心價值、型態傾向，認清自己此刻的方向和使命，不盲從為變而變，十分關鍵。
此外，是次趨勢研究在探討堂會的變與不變之間，更揭示了一些堂會曾經考慮，只是在嘗試過後於此刻未能改變。因此，現時已沒有宗教聚集《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聚集）規例》的限制，這些堂會已回歸過去慣常的聚會形式，這方面值得我們注意。
當然，這並不代表這些堂會將來不會改變。按「已改變堂會」的經驗，「未能改變堂會」其實正處於改變的準備階段。換言之，當堂會持續幫助會眾辨別恩賜與召命、釋放異象、提供裝備和培育、鼓勵賦權，一個又一個成熟且自發的領袖便得以建立。在常作準備的狀態下，堂會便可積極地等待下一次的時機或危機來臨，到時便能自然而然地踏入變革的實踐階段了。
（轉載自教新網站；作者為梁國全［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劉梓濠［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研究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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