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首年終，人總會顧後前瞻。對不少教會來說，若問二〇二三年香港有甚麼社會變化帶來深遠影響，除了疫症防控措施得以完全解除，就是移民潮勢似加劇，若根據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今年九至十一月進行的民意調查，受訪巿民表示有意移民外地的，比例接近三成八，較去年同期顯著增加近百份之十。分析指，今次回升除了受到政治因素影響，也受到居住狀況和生活指數等經濟民生問題所左右。
事實上，環顧全球股票巿場，香港是近期少數下跌的地區之一；而無論留下來的港人是因為沒有經濟能力移民，抑或滿意本地社會的近年變化，都要面對整體經濟下滑的趨勢。近幾個月巿面經濟氣氛明顯轉差，聖誕檔期的戲院票房數字錄得二十年來最大跌幅，本地連鎖食肆集團亦向媒體表示會將發展重心轉移至海外。
將眼光放到教會群體，好些基督教機構，都要提早出勸捐信，以填補赤字以及緊絀的流動資金。至於堂會，即使假設會友做足十一奉獻，在移民潮和經濟下滑的雙重夾擊下，單從營運角度看，相信不少堂會都壓力不輕。之前聞說堂會因為會友和奉獻數目大跌，而要削減傳道同工崗位數目；類似的情況在二〇二四年恐怕還是趨勢未止。
至於特區政府斬釘截鐵要在二〇二四年完成立法程序的《基本法》廿三條，的確會為本地民間社會在資金籌措、海外聯繫等方面帶來新的影響，宗教團體也不例外。不過說實在，按這幾年《港區國案法》頒佈後的經驗，事情的重心，在乎當權者要針對誰。這不是說，人可以事不關己心存僥倖。然而，今天誰也說不準到底民間輿論能有多大程度參與政策制定過程，左右權力運作；當失去了溝通信任的前設，可能靜觀其變、做足準備，會更符合博奕考量。
若順著這思路出發，要問的問題倒是：博奕，到底為了甚麼？對教會群體來說，有形的建築物和制度，都是為了達成那無形的上主旨意，讓更多人得見祂的憐憫與公義。成員數量和資源方面的限制，的確可以左右有形教會的運作，卻改不了無形的初心。而初心的表現，卻常常是見微知著，無論境況如何：對於甚麼人，我們會不離不棄，也不因為時勢變遷而引以為恥？對於哪段記憶，我們未敢忘記，盡力保存？對於甚麼事情，我們會知所辨別，有所為有所不為？
對今天留在這城的基督徒，最迫切的問題其實是：我們到底為何而存在於這個小城？誰是我們所跟隨的上主？為了上主所愛的世人，我們願意擺上甚麼，讓祂使用？這些在決志和初信成長培育時碰過的問題，今天再一次碰上。跟從耶穌的意義，也從沒如此埋身。就像昔日耶穌復活後向門徒顯現時，跟彼得的一番話（約廿一15-19）：是挽回三次不認主的心，是語重心長的提醒，是再一次肯定的「來跟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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