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歷史學者邢福增教授提早退休，他早前的榮休講座，無論是與會者的分享，還是講座本身的內容，都在社交網絡洗版。相關的文字報道，教外媒體也見一定篇幅。在今天的時勢，連公共博物館的永久館藏，都可以忽然未知如何得以永久。歷史記憶消失的速度，往往比書寫的速度快得多。對於仍然推崇「實錄直書」而且身體力行的歷史學者，大家都格外敬重。
據報道，主題演講之後，教授在交流對話中被問到，作為一個歷史人，如何看待上帝介入歷史；人又如何在當下忠於真實，書寫自己的歷史。邢教授引用二次世界大戰納粹集中營倖存者、猶太作家維瑟爾（Elie Wiesel，或譯維塞爾）在其回憶錄裡的一番話，說在責任裡面可以找到回應（there is "response" in responsibility）。邢教授指，上帝也是要求人在不同崗位上，找到自己能盡的責任，而在這責任中，人能看到上帝的旨意。
在網上書店找來維瑟爾這本《夜：納粹集中營回憶錄》的最新版本，作者的序言除記載了邢教授引述的這番話，也記下了這段回憶得以成書的波折。維瑟爾覺得自己身為倖存者不能不發聲，於是寫成這書。不過，書稿當時不獲法國和美國的出版商垂青。連維瑟爾的好友、推動他將這段大屠殺回憶寫下來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里亞克（François Mauriac），親自出面接觸出版商時，起初亦不得要領。即使後來此書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得以出版，在法國頗受評論注目，銷量卻很差；甚至若有拉比在猶太人聚會中提起此書，也會引起會眾投訴，認為要兒童承擔上一代的慘劇，並無意義。但隨著愈來愈多出版商做出勇敢嘗試，加上學術界有心人的持續關注，二、三十年後，這段歷史成為北美大學以至中學都會觸及的課題。維瑟爾這本《夜》亦成了當地中學生的指定讀本之一，讓歷史走入一代又一代的尋常百姓家，置入民間社會的集體記憶之中；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提醒大家不要重蹈覆轍。
現在回望維瑟爾所說的「there is "response" in responsibility」，其實有兩重意義。除了是指維瑟爾自己作為苦難的倖存者，有這樣的責任說出當時實況；也點出當年他得以倖存，亦因為在集中營裡，有人在能力範圍內做了一些微小的事情。這些小事情，沒法救所有的人，甚至做的人也自身難保，但救了維瑟爾本人，以至他後來得以倖存，得以寫書見證集中營的實況，可以繼續寫故事探討人性，並在一九八六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話說回來，《夜》本身得以出版和普及，其實也是因為在不同崗位的一些人，即使面對當時社會文化，以及出版營銷的壓力，仍然願意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踏出一小步。
有些事情，在殘酷嚴苛的歲月，大家不敢說，惟恐惹禍上身，希望沉默能讓自己僥倖避過一劫；在風和日麗的日子，大家不想說，覺得既然事過境遷那就事不關己，不要掃太平盛世的興。有多少人，無論天晴天陰，都願意在不同的崗位上，面對歷史以及那位掌管歷史之主，找到自己可以盡力而為的人性責任？問題看似嚴肅得難以承受，宏大得難以掌握，起點卻總是在自己生活範圍之內的點點滴滴。尋問亂世之中的上主旨意，其實是從這裡開始。所共負的軛，其實輕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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