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來，聖餐神學問題我已經多次討論。然而過往的討論重點多在於指出紀念說之錯謬及論證合質說之真理，而甚少討論開放聖餐之問題。這可能是因為我一直覺得香港基督新教之禮崩樂壞問題在於紀念說的流行，而不在於開放聖餐。然而二〇二三年陳嘉牧師在萬聖節的「Pastor Bar」舉行「開放聖餐」，向未信者派分「聖餐」，而被基要派KOL古斌批評，才引起我對開放聖餐的關注。
我固然譴責一切向未信者分派聖餐的行為，因為「憑信心領受聖體寶血」是領聖餐的必要條件。然而，在譴責之前，我們更需要思考另一個問題：Pastor Bar的「聖餐」真是聖餐嗎？
結果問題還是要回到聖體寶血的聖餐神學討論。本文將論證以下命題：
一、聖餐之神聖只在於基督的聖體與寶血，而不在於所謂的「記憶」。
二、基督的聖體與寶血是舉行聖餐禮的充要條件。
三、無基督的聖體與寶血即不是聖餐禮。
四、人只有憑信心才可領受聖餐中的聖體寶血，否則就是褻瀆。
五、若「Pastor Bar」有基督的聖體與寶血，則「Pastor Bar」有聖餐禮。
六、若「Pastor Bar」無基督的聖體與寶血，則「Pastor Bar」無聖餐禮。
七、若「Pastor Bar」舉行的禮儀為聖餐禮而向未信者分派餅酒，即屬於向未信者派分基督的聖體與寶血，屬於褻瀆。
八、若「Pastor Bar」舉行的禮儀不是聖餐禮而向未信者分派餅酒，則不屬向未信者派分基督的聖體與寶血，不屬於褻瀆。
簡而言之，從大公教會的神學、傳統與聖經詮釋立場來看，由於聖餐只應向信徒開放，是否譴責Pastor Bar褻瀆聖餐，在於當天是否真的舉行了聖餐（編按：相關報道見《低聲道》，以及1889期《時代論壇》跨頁專題），實際上仍有討論空間。唯一肯定的是，基要派KOL古斌以「紀念說」否定Pastor Bar當日禮儀的論證絕不成立。
聖餐之神聖只在於基督的聖體與寶血，而不在於所謂的「記憶」。
聖餐不是人為重構
在〈何為聖體寶血？〉一文中（編按：見作者Patreon），我曾引入康德哲學中本體與現象之分，解釋聖餐神學之困難所在：「我們領受（recipere）與分享（participāre）聖餐時，一定要用感官：以眼看見、以手接受，以口吃喝。所以聖體寶血是以現象而非本體的方式向我們呈現。」問題來了，聖餐餅酒的「本體」不可被感知，故我們根本無法「知道」聖餐中餅酒的本體是否由普通的餅酒「變成」了基督的聖體寶血。那麼我們如何承認我們所領受的是聖體寶血呢？
缺乏信心的人很容易因而落入紀念說的錯誤教導，由此斷言：我們只是領受普通的餅酒而非基督的聖體寶血，這儀式只是「紀念」，只是重構「回憶」。這看似完全符合文化人類學及民俗學的解釋。和辻哲郎在《原始基督教の文化史的意義》認為聖餐只是抄襲近東神祕主義的儀式；或用柳田國男的在《遠野物語》提出的「物語」民俗學方法論，我們可以說聖餐只是一套編織與重構關於基督的記憶的物語。
如野家啟一所言：
「人是『物語動物』，更正確地說，是受『物語欲望』而入了迷的動物。我們以物語來表述自己體驗或從他人聽到的事情（原文：出來事），這即是一種最原初的語言行為，透過這行為，我們可以整理各種複雜的經驗，並在與他人溝通之中把這些經驗分享。人不是神，我們只能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之中看東西、聽聲音、並得知事物。⋯⋯我們透過記憶而建構的事情會在一定的語境中重新配置，它們會跟從時間次序來重新配列，這樣，我們終於可以談及『世界』和『歷史』。」（張政遠，《物語與日本哲學：哲學的民俗學轉向》，頁2）
固然，聖餐有喚醒記憶的功能；可是，紀念說將聖餐僅僅視為人為重構的物語，絕對是一種褻瀆，因為紀念說僅視聖餐為人為重構的儀式，完全否定聖餐是上帝的作為。如此一來，紀念說的「聖餐」，在本質上與伊斯蘭教的祈禱、佛教的法會、神道教的祓褉並無差異，因為大家都是人為重構的儀式，而無上帝參與其中。在這意義下，紀念說者是不折不扣的不信派，因為他們不信上帝參與了聖餐禮。
然而，聖經表明聖餐不只是人為的物語，還是基督親自制禮及降臨的神聖事件。在最後晚餐裡，「耶穌拿起餅來，祝福，就擘開，遞給門徒，說：『你們拿著吃，這是我的身體』；又拿起杯來，祝謝了，遞給他們，說：『你們都喝這個；因為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來，使罪得赦。」（太廿六26-28，可十四22-24，路廿二19-20）耶穌還清楚表明這不是比喻，說「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約六55）
使徒聖保羅遵從基督的制禮，進而提出領聖餐的兩大條件：「省察」與「分辨是主的身體」。前者強調領餐前人要先認罪，因為認罪者才意識到自己需要領受上帝的恩典；後者則強調人要知道在這刻所領受的是基督的聖體寶血。聖保羅才說：「主耶穌被賣的那一夜，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擘開，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有古卷：擘開〕的，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你們每逢喝的時候，要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你們每逢吃這餅，喝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來。所以，無論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餅，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應當自己省察，然後吃這餅、喝這杯。因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體，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林前十一23-29）基督的聖體與寶血是舉行聖餐禮的充要條件。所以，無基督的聖體與寶血即不是聖餐禮。
於是我們回到剛才的問題：既然在哲學上，本體不可被感知，我們怎能「知道」這塊餅和這杯酒在「本體」上變成了基督的聖體和寶血？於是天主教就發展出變質說。然而，路德神學卻認為這問題是問錯了：因為聖餐是一整體，所以不是「這塊餅」和「這杯酒」在某一刻變成了聖體和寶血，而是在整個聖餐禮裡，餅、酒和上帝的道合一而成為基督的聖體和寶血：
「那麼，聖餐禮是甚麼呢？答：這是主基督的真身體和血，臨在餅和酒之中，我們基督徒聽基督吩咐受命吃喝。正如我們所說，洗禮並非尋常的水，我們同樣說，聖餐禮的餅和酒，不僅是擺在桌上的餅和酒，且包含了上帝的道，並且與道聯合。」（《協同書》〈路德大問答〉5）
如此一來，聖體寶血與聖餐是互為充要條件的。無聖體寶血則無聖餐，無聖餐亦無聖體寶血。天主教變質說的問題在於欠缺整體性思維，而將聖餐禮文割裂，以令人可以「理解」和「知道」基督的聖體和寶血。然而，人不是靠感知或理性去，而是靠信心去領受聖體寶血。
人只有憑信心才可領受聖餐中的聖體寶血，否則就是褻瀆。
信者憑信德領餐
由於聖餐的本體在現象界以外，我們無法感知與理解聖餐的本體，即聖體與寶血。故此，本體界與信仰範疇之事，只能以信德領受。因此：
「聖餐的本體對我們來說是隱藏的，其現象才是對我們的顯現的。聖餐的現象，即是指整個聖餐禮儀，包括我們來到聖壇前領受聖體和寳血的過程。整個過程我們都是使用自己的感官。言則我們根本不可能討論聖餐裡作為質料的餅和酒有無在本體上變成了基督的聖體和寶血；我們只能說，我們藉着信心，確認在聖餐禮儀的現象裡領受了聖餐的本體，也就是基督的聖體和寶血。」（〈何為聖體寶血〉）
這就是為甚麼聖餐只能向信徒開放的根本原因：此處之「信」有兩重意義，一是相信在聖餐所領受的是基督聖體和寶血，二是相信自己認罪悔改後，能藉著基督的恩典而被上主赦免。根據聖奧古斯丁的定義，聖禮即為「無形恩典之媒體及有形之記號」。（Contra Faustum, Book XIX. 11）而人之所以需要此恩典，是由於人發現自己有罪而需要拯救。故聖保羅強調領聖餐前人除了要辨別主的身體，還要認罪。認罪與辨別聖體寶血，也需要信德；如此一來，「不信者」絕不可能領聖餐。
然而，要留意此處所言的信者與不信者的定義十分廣闊。天主教與東正教過份強調聖餐「共融」的意義，因而只向高舉自己教會（完全或不完全）「共融」的信徒開放聖餐。的確，信徒藉著同領基督的聖體與寶血而共融，然而信徒並非藉天主教教會或東正教教會而共融，而是藉基督本身而合一。人能否領聖體寶血，不應在於人是否服從教宗或君士坦丁堡牧首的領導，而只應在於雙重的信德：相信自己有罪而需要恩典的赦罪，以及相信自己在聖餐所領受的是基督的聖體與寶血（其聖經、傳統與理性之理由見上）。這就是高派聖公會的聖餐神學：不論宗派，相信上述兩者的基督徒都可領聖餐，甚至是否已領洗其實也不重要（教會法將受洗作為領聖餐的條件，可能只是要確保領餐者已信主，然而此規定實可再議）。
反之，「不信者不能領聖餐」中的「不信者」，亦非專指未信耶穌的人，亦包括所有不信「自己有罪而需要恩典的赦罪」或不信「自己在聖餐所領受的是基督的聖體與寶血」的「基督徒」。在這意義下，聖餐不應向紀念說者開放。可惜的是，聖公會在合一運動的壓力下，往往會不合理地向紀念說者開放聖餐；只有部份信義宗教會仍邏輯一致地拒絕向紀念說者開放聖餐。這是當前聖公會聖餐神學實踐的一大問題。
Pastor Bar 褻瀆聖餐？
現在回到Pastor Bar在萬聖節當日的「聖餐禮」問題。到底當日舉行的是否聖餐禮？陳嘉牧師需要公開當日的「聖餐禮文」以及其「聖餐神學」，大家才能作出理性的判斷。如果他認為當日向未信者分派的是基督的聖體寶血，那他就是讓那些沒有認罪又不能分辨基督的聖體寶血的未信者吃喝自己的罪，構成了褻瀆，是嚴重的過失。可是，如果他認為當日向未信者分派的不是基督的聖體寶血，那就沒問題了。正教會及東方禮天主教也會向未信者派發未祝聖的聖餐餅（Antidoron），以向他們分享基督的愛，這也是大公教會的傳統一部份，並無不妥，當然基要派KOL不理解也是情有可原。
簡言之，若Pastor Bar有基督的聖體與寶血而向未信者分派餅酒，屬於褻瀆。若Pastor Bar無基督的聖體與寶血而向未信者分派餅酒，則不屬於褻瀆。
（分題為編者所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