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八八二期《時代論壇》以「香港神學教育到底發生甚麼事？」為頭版專題，文中指出各大神學院收生人數大減，而年輕人拒修讀神學教育，也不願在堂會事奉。這內容令筆者想起The Paulo Freire Reader的引言。
當時美國社會指摘公立學校和其老師令美國輟學率太高，但作者指出社會忽略了更根本的問題──「誰訓練這些公立學校的老師？」（Freire et al., 1998）為何要這樣問？因為當輟學不只是一間學校的問題，而是社會現象之時，即普遍公立學校的老師在培訓時，未能學懂應對公立學校的教育問題。為何他們不懂？這正因當時的「教師培訓學校」未能教或沒有教相關內容給準教師們。
所以，當我們問︰「香港神學教育到底發生甚麼事？」我們更應該問︰「誰教育我們香港的神學教育工作者？」當收生不足、年輕人拒讀、不願在堂會事奉等問題，不只是一間神學院的問題，反是一個基督教界的共同現象時，即普遍香港神學院的老師在進修時，未能掌握如何面對香港神學的前途問題。為何他們未能掌握？可能是因為他們的神學院未能讓他們修讀時，就思考這條感覺很遠但很切身的問題。（筆者無心指摘香港神學教育工作者的不是，本文意向僅想探討香港神學教育的更根本的問題，望可促進其發展，請多多包涵。）
而中國神學研究院前副院長江丕盛也在頭版專題中，提到相關根深柢固的問題，更提出「pastor in the public square」，建議神學應該走進公共空間，即是將問題方向由「誰教到我們不懂？」，到「為何我們所學的知識沒有相關內容？」。這是關於神學知識論，並把問題推進到更加根本──「為何我們的神學院老師在過去進修時，所學習的神學內容會與公共空間的關係比較疏離呢？」當神學知識沒有或甚少涉及公共空間的內容，自然地，神學院的老師就未能教導相關神學內容，學生也自然學不懂、學不識，結果令人覺得公共空間本身就不值神學存在，弟兄姐妹也感到「信仰離地（神學離開了公共空間）」，尤其「生於斯、長於斯」的年輕基督徒會看不見上帝存在於香港社會這公共空間的意義和價值，亦提不起動機報讀神學，而不斷提及的「公共空間」正就是這些基督徒視為家的「親密空間」。
假若我們神學發展是剛剛起步，非向他人學習不可，沒有理由要外國神學老師教關於香港公共空間的神學，因這些外國老師的「親密空間」是外國的公共空間，並非香港。所以，以上問題未能於早期妥善處理，也可理解。但當我們已發展到一定年日，而本土神學老師的學養也具國際水平時，就應再進一步問下去，「為何我們的神學老師過去未能創造出一套結合神學與香港這公共空間發展的神學內容（簡稱︰香港神學）？」，即將探討方向由「香港神學教育到底發生甚麼事？」，推向更根本的問題──「為何香港神學教育沒有香港神學？」
試想像，當本土神學院有香港神學時，香港基督徒不單在堂會認識了神，也可在堂會以外的公共空間把神的心意活出來，推進香港發展成合神心意的城市，這樣又怎會離地呢？當香港神學與香港社會脈絡互相交織時，即是香港的社會挑戰也可從神學中理解，而香港基督徒也學懂依靠神來回應，這不是像詩篇的詩人與以色列的歷史甘苦與共嗎？也許，當香港神學出現時，不但香港基督徒懂得在香港這急促轉變的公共空間中，活出基督信仰，更可能會有不少香港基督徒報讀香港的神學院，因為香港基督徒進修香港神學，這應該是一件自然不過的事。
參考︰
1. Freire, P., Araújo, F. A. M., & Macedo, D. P. (1998). The Paulo Freire Reader. Continuum.
作者為恩光書院教育及媒體科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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