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〇年十月，Thomas Keneally在洛杉磯工作，恰好在第二天要飛回悉尼前還有些空餘時間。逾四十度的酷熱七月天，他隨機地走到The Handbag Studio門前。店主Leopold Page注意到他在外面，盛意邀請他進去降溫，他們很自然地聊了起來。Thomas說，自己是作家，Leopold則興奮地回應說，他有一個很棒的真實故事，Thomas應該把它寫出來。「關於甚麼的？」「這是人與人之間、人類歷史上最偉大故事。」
集中營‧文件櫃‧奧斯卡
Leopold隨即把Thomas帶到商店後面，那裡有兩個文件櫃，櫃裡塞滿戰爭期間波蘭集中營的第一手資料、演講記錄、目擊者證辭、生還者名單原件等等。當天下午，Thomas把部份文件副本帶回旅館閱讀。文件顯示Leopold曾多次嘗試把故事廣傳出去，不錯過任何一個他認為有可能促成這事的人，包括荷里活米高梅（MGM）電影製作人Marvin Gosch。MGM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不但向Leopold購買其故事版本的電影版權，在他的陪同下，Marvin Gosch還夥同Casablanca編輯Howard Koch訪問了不少生還者，甚至這故事的最核心人物。兩個文件櫃裡塞滿了他們當年訪問和搜集的成果，可惜的是，MGM六十年代的電影企劃最終未能完成。
一方面，這故事顯然不適合Thomas，他是澳洲人，羅馬天主教徒，對四十年前波蘭猶太人幾乎一無所知；但另一方面，這由波蘭生還目擊者重述的故事，包括大屠殺迫害對他們的影響，對一個作家而言確實深具吸引力。他意識到整個納粹大屠殺在這故事中縮小到可以理解、幾乎人性化的尺度，因為故事聚焦在一些有名字、有面孔的人身上。這固然極其可怖，但卻不是純粹數字可以淹沒的事實。
當天傍晚，Leopold再約他吃晚飯，他承諾會把Leopold的故事撰寫出來。Thomas深知，所有相關事實最終必須獲得大屠殺生還者的確認。長話短說，經過一番深入的研究和驗證，這故事於一九八二年出版，並榮獲當年英國小說界的最高榮譽獎，也是其中一個最具影響力的世界文壇獎The Booker Prize for Fiction。他坦承，關鍵並不是自己如何從一大堆的故事資料中找到一個好故事來講，而是自己被這故事和Leopold深深抓住了。
故事或許就這樣結束──如果不是紐約恰好有人看了這本書並極力推薦給加州的一位朋友，而這位加州朋友後來要求Thomas把故事的電影版權賣了給他的話，十年飛逝，似乎沒有甚麼消息，八十年代的電影企劃看來亦未能實現。
然而，一九九四年三月那個晚上，Leopold的故事──一個深埋了許多年、由一位來自澳洲的天主教徒精彩地撰寫出來的故事──獲得了七項奧斯卡大獎。這部得獎影片，就是一九九三年年底上映、由美籍猶太人Steven Spielberg導演的黑白電影Schindler's List（港譯：《舒特拉的名單》）。“An Oscar for Oskar”──這奧斯卡大獎原來是對一個名叫Oskar Schindler的人的最恰當紀念。
Oskar Schindler於一九七四年逝世，在Leopold Page的安排下安葬於耶路撒冷橄欖山天主教墓園（The Catholic Cemetery on Mount Zion），是唯一獲准安葬於耶路撒冷的前納粹黨員。是的，沒有錯，他不但是納粹黨員，還是間諜，善於撒謊，酗酒縱慾，活躍於黑市交易的德國大亨。他肯定不是聖人，或許也稱不上是甚麼英雄，但他和他妻子Emilie動了惻隱之心，做了人與人之間應該做的事，善待近乎喪命的猶太人，並給予他們食物和藥物。
一九四四年，Oskar Schindler在波蘭克拉特夫（Krakow）的工廠有1,750個工人，其中1,000個是猶太人，他們大多沒有工廠所需的特殊技能。然而，為了保護這些猶太人的安全，Oskar Schindler和妻子Emilie冒著生命危險，傾盡他們一切所有去賄賂納粹官員，並贈予他們在黑市購買的貴重禮物，最終救出了1,200個猶太人免於罹難，包括原名Poldek Pfefferberg的Leopold Page和他妻子Mischa。以色列政府於一九九三年頒予Oskar Schindler和他的妻子Emilie "חסיד אומות העולם"（列國中的義人，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列入大屠殺紀念館（יד ושם, Yad Vashem），這是非以色列人可以獲得的以色列最高榮譽。
惡的平庸vs善的平庸
不少人難免感到疑惑，Oskar Schindler配得這些殊榮嗎？他似乎更像是一個道德生活隨意的投機份子。美籍猶太裔哲學家Hannah Arendt藉著「惡的平庸」（the banality of evil）一詞指出，作惡多端的人未必是一般人想像中那樣大奸大惡的人，平庸的人一旦失去惻隱之心，往往可以毫不猶疑地執行極為可怖的惡，如果他們絕對服從一個邪惡的制度，有如戰後在以色列最高法院受審定罪的德國奧地利納粹軍官Adolf Eichmann。Hannah Arendt的說法引起了很多人關注和共鳴。
依我看來，Oskar Schindler更像是「善的平庸」（the banality of good）──許多在大屠殺冒著生命危險、奮身救人的英雄，他們固然不是聖人，也未必是一般人想像中那樣勇武好善；然而，一旦動了惻隱之心，他們不願意見死不救，平庸的人很可能就成為另一個人的好撒馬利亞人。事實上，還有極少數幾位納粹黨員也被列為「列國中義人」。
或許我們今天過於側重道德生活了。一方面，我們經常把他人道德上的軟弱無限放大，進而批評、譏諷，甚至羞辱人；另一方面，我們經常戴著偽善面具，努力掩飾自己的道德欠缺。我們漠視一個事實，絕大多數人，如果不是所有人的話，都是道德匱乏，正如使徒保羅所說，「我所願意的善，我不去做；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反而去做⋯⋯我真是苦啊！」（羅七19-24）
平庸人若塞住憐憫心，很容易助紂為虐，生命中的惡就這樣顯露出來，但如果抱持憐憫心，則不難看到身邊有不少需要援助的人，生命中的善也就這樣顯露出來。換句話說，憐憫心的有無，往往在某些特定語境下，可以使一個人成為聖人或變成惡魔。「憐憫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憫。」（太五7）
Thomas Keneally、Steven Spielberg和Oskar Schindler都獲得最高殊榮，但很少人注意到在他們背後還有一個不可或缺的巨人。Steven Spielberg在獲得奧斯卡獎的夜晚說：「如果不是這個人，這（今晚的獲獎）絕不會發生，根本就不可能開始。我欠他太多，我們所有的人都欠他太多，他把Oskar Schindler的故事告訴我們所有人。一個完全寂寂無名的人，使得我們每一個人都期盼Oskar Schindler會在我們的生命中出現。」他又說：「如果不是這個人，Oskar Schindler只有他所拯救的大屠殺倖存者以及少數的學者和歷史學家才會知道。」這人曾對Steven Spielberg說：「我向你保證，你會因Oskar獲得奧斯卡獎。」（I promise you, you'll get an Oscar for Oskar.）Thomas Keneally則欽佩地讚賞說：「他對出版業一無所知，但他比出版商更為正確；他對電影業一無所知，但他又再次被證實（是正確的）。」這人就是Leopold Page。一九四七年，他見到Oskar Schindler時向他承諾說，會讓他的名字家喻戶曉，這之後的四十六年，他為實現自己的諾言竭力不懈。他說：「Oskar Schindler給了我生命，我要還他永垂不朽。」
Leopold Page有顆不朽的心，他願意為了一個遠象奮身恆久努力。無論從哪個角度或準則來看，他無疑是愚公移山，他的失敗個案恐怕不計其數，但他並不氣餒。他知道，一件事如果值得做，即使成功機會似乎渺茫，即使未必做得好，還是值得去做。
要知道，人是看外在令人羨慕的條件和成功，但「耶和華是看內心。」（撒上十六7）
今年恰好是影片Schindler's List上映三十週年。
Schindler’s List (1993)
（作者為Quest Institute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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