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過《給十九歲的我》後，第一個反應是這電影確實可以作為紀錄片課堂的教材。此片跟我們行內拍攝紀錄片的一貫觀念及程序上有頗大的分別，因而導致此次停映事件。
紀錄片類型
當影片一開始就聽到導演張婉婷親自旁述，感到意外。以往由製作人夫子自道的紀錄片屢見不鮮，但大部份都是「參與式」紀錄片（Participatory Documentary），即由製作人直接參與拍攝及出現在鏡頭面前，甚至是他自身的親身經歷，才會以「第一人稱」作旁白，絕對會以主觀角度來說故事。而一般以旁白方式說故事的紀錄片，則大多是所謂「闡述式」紀錄片（Expository Documentary），多以「第三人稱」方式旁白，作為第三者會與主角保持距離，不會主觀批判片中人，此類型又名全知型（Voice of God），就像上帝一樣從天上看透世情般為你說故事。也有所謂「觀察式」紀錄片（Observational Documentary），又稱為「牆上的蒼蠅」（Fly on Wall），就是製作人有如牆上的蒼蠅一樣，只是從旁觀察拍攝，並不會參與其中，所以大多是不會有旁白，主要是以受訪者訪問內容作自白，此方式較多人認為最能反映受訪者的實況。
《給十九歲的我》張導演她自己親自旁白，但她沒有直接上鏡，也不是片中幾位女主角，卻又不時會在旁白中加上自己對片中人的意見。阿佘在媒體訪問中提及，她不認同導演在旁白說她們不願意再接受訪問，是因為她們年少反叛，她也認為導演聽取女孩吐心聲是「樹窿」的說法是不恰當。的確，當製作人跟受訪者經歷長時間的相處，有時都難以分清大家的關係是長輩、朋友抑或製作人，因而當站在不同角色去製作影片時，「說書人」角色難免會混淆，製作人本身或觀眾也難以分清。結果在六個少女成長故事外，還有第七位角色製作人的角色，雖然她沒有直接上鏡，但正正已參與其中。
創作意圖與初心
通常我們拍攝紀錄片或紀實影片，最重要的創作意圖，就是希望反映「實況」。當然如果這個真實情況，既感人又能打動觀眾，因而令大家產生共鳴，這是製作人夢寐以求的事情。在選取個案時候，會以反映實況為首要原則，當中也找些特別個案。而片中的選角，目前六個個案中，相信製作人都是以特別、與眾不同或具話題、爭議性和具有戲劇效果為篩選準則，所以當中有成長於單親家庭但志願想當港姐的、有新移民志願想當警察的、有爸爸當警察的、有弟弟是自閉症的、有父母常不在身邊會吸煙的、有運動健將等。又如片末一位DSE成績優異的Head Prefect，最後交代她選擇修讀音樂系，但一直沒有訪問她，看來品學兼優或怪獸家長等議題並非製作人的選項。當初校長要拍攝一套有關重建遷校和學生成長的紀錄片，難道這六個個案就可以反映到英華女校學生的實況嗎？
正如寫上萬言書回應此片的片中人阿聆，她提到每次訪問時都總是問她弟弟的狀況，或還有沒有跟家人吵架，很明顯反映製作人的拍攝意圖與重點何在。她也指出無論導演或學校常以「演員」一詞表達他們對紀錄片的看法，「我也不是演員，我是學生啊。」又如另一位個案學生阿佘她也在接受傳媒訪問時指出，製作人老是喜歡「偷拍」她吸煙的鏡頭。而片中提及她在外拍廣告賺外快，其實所拍的廣告導演就是張婉婷，是她邀請佘拍攝的，但在片中的旁白並無交代。她亦安排佘的男友在同一場合接受訪問，令受訪者感到尷尬、不好受──在在都是為了「劇情需要」、創作意圖而沒理會受訪者的感受嗎？又例如片中一位副校長說出其中一句經典對白：「要用上帝的愛浸死佢地。」是多崇高的教育理想，作為觀眾確實想看到這位老師如何以愛培育學生，這點也應是學校的辦學理念與拍攝此片的初心之一，可惜片中並無具體內容。
受訪者允許拍攝、接受訪問，同意公映
多年來深知道拍攝紀錄片最困難也是最大挑戰，就是如何找到合適的受訪者，更重要是如何在拍攝期間維繫這段訪問關係，因為受訪者應承接受訪問，完全是為了分享個人經歷與感受，當中並無涉及絲毫利益關係。以往曾經有受訪者要求「訪問費」，當然一口拒絕，不然實況採訪就會變質。製作團隊與受訪者的關係，都是建基於都是為了反映實況，甚至作為一個歷史見證的原則，受訪者絕對是義務性質。所以拍攝之前會跟他商討所有拍攝細節及內容，希望盡量避免他中途拒絕拍攝，但應承後反悔的也不少。受訪者的拍攝允許（consent），我們會絕對尊重，就算拍攝一場上課的場口，如有任何同學不想上鏡，我們都會叫他們坐在一起，我們的鏡頭便會避開他們。
這次停映事件，主要涉及未有得到兩位受訪者同意而公映，此片是由學校要求學生拍攝紀錄片，所以少不免會有不對等的協議出現。平日我們邀請受訪者接受採訪，他應承便會進行，但如受訪者決定中途中止採訪，我們亦無權異議，但這次學校似乎站在擁有威權的位置要求學生拍攝，同學如要退去似乎頗有難度，正如有學生說有個案哭訴了五年才讓她退出拍攝。另一位知名的港隊成員李慧詩更說，自己在不知情和毫無準備之下接受訪問。我們一般在採訪之前，除了事先申請採訪之外，還會把拍攝內容、細節及訪問問題給予受訪者，讓他好作準備，他也可能會有其他意見讓我們調整拍攝安排。
至於是否同意公映的問題便更為複雜，因為當中除涉及私隱被公開外，另外就是金錢、利益的問題。校方由始至終都說影片是為學校籌款，但在公映時，似乎並沒有公佈籌款的細節，究竟票房收入所籌為何？這次是慈善性質抑或純屬商業行為呢，似乎買票入場的觀眾都不太了解。 受訪者阿聆一直都不同意公映，之前校方只說影片在校內放映、製作DVD，之後又有校友、家長放映會、電影節放映及參展，最後校方都是堅持公映。而李慧詩的情況便更複雜，因為知名人士有一定的影響力，也有商業價值，公映後涉及票房收益，她接受訪問已成為一次商業行為。無論是為籌款抑或有商業成份，雙方都理應有協議，才可公映可惜現在最後的結果是停止公映，這次事件明顯是人情與專業之間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無可否認《給十九歲的我》是一套近年難得一見的紀錄片形式電影，製作經年，追蹤幾位少女的成長經歷，能夠反映香港過去十年社會的變化、時代的變遷，勾起令不少港人的集體回憶，打動了大家設身處地的心。可惜現在不是每個港人都能分享這分共鳴。
明白校方說平衡了各方才有公映的決定，但關心及尊重每位受訪者感受卻是重中之重，更希望製作人多加注意劇情片與紀錄片在觀念及拍攝程序上的分別。劇情片講求劇情需要的戲劇效果，但紀錄片就是要求真。劇情片是透過演員跟從劇本去演繹推展劇情，但紀錄片是一位真實個案，在鏡頭面前以吐出自己心底說話的方式，去說出真相。如果兩者沒有清晰分野，觀眾會產生不對應的合理期望，受訪者更會因為公映而感到難堪。
作者為香港珠海學院新聞及傳播學系專業應用副教授，曾任有線財經資訊台時事專題節目《時事寬頻》監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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