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事後孔明，見風使舵。筆者沒興趣，亦沒看過《給十九歲的我》。
絕非自義，筆者去年沒有杯葛罷看卡塔爾世界盃決賽，但以香港中學校園為題材的作品，著實不特別感興趣，加上連本身感興趣的事情也未有足夠時間完成，因此從一開始便沒打算預留時間觀看。不感興趣的主因，是筆者過往在學校和教會也遇過以「愛」的名義施行情感勒索的師長和教友。當媒體大肆引用「以上帝的愛浸死學生」那句說話作報道後，筆者的心理防衛機制更是迅速啟動起來，從而與相關作品保持更遙遠的距離。
其實不是每個師長和前教友也是這樣，但那些人的存在，已足夠產生巨大的破壞力。他們所謂的「愛」，不時是以他們的主觀感覺為最終的依歸，據理力爭反抗的效果不一定理想。施予「愛」的一方可能會覺得自己付出了那麼多，但筆者卻不領情，甚至會覺得筆者的回應嚴重傷害了他們的感情；旁人也可能覺得筆者不懂「和衷共濟、感性包容」的「處世法則」。按理說，如果某種行為是不對的，那麼由誰來做那些行為也是不對的，但一旦滲雜了所謂的「情」和「關係」，敘事便會變得複雜起來。有些人認為，與父母、師長和朋友相處應該「講情不講理」，講理便等同破壞「情」和「關係」。部份有信仰的人，還會把「凡事包容」和「寬恕」的金句變成教條。如此「濃濃厚厚的愛意」，往往令筆者吃不消。
網絡年代 拍攝曝光常涉爭議
在社交媒體盛行的年代，上載至社交媒體的照片和短片多如繁星。正因如此，類似《給十九歲的我》的拍攝和放映倫理爭議，其實並不罕見（雖然那些照片和短片曝光的規模遠不及公開放映電影的程度）。比方說，日校老師把與未成年學生的（大）合照上載至個人的社交媒體帳戶時，也不一定得到學生或學生家長的同意。教會主日學和團契也會有導師熱衷做類似的事。他們上載那些照片和短片時很可能會加一些「愛心滿溢」的文字描述，而那些照片和短片被上載後，他們或許也會得到不少讚好和正面留言，但難保會有青少年不喜歡自己在別處被曝光，或覺得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被騎劫。
筆者過往曾不止一次在基督教的圈子遇到以下的情況：為人父母者上載了與子女事主的合照到社交媒體並加插「愛心滿溢」的金句旁述，事主真實的感受卻與他們的父母存有巨大落差，但其他教友在社交媒體看到相關照片後，頗常提及事主的父母如何關愛他們，讓他們感到不勝其煩。可是，由於父母掌握了事主的經濟命脈，加上與父母鬧翻須承受旁人的言論壓力，因此事主只好逆來順受。再者，事主長大成人後，其舊照和生活片段也可被他人翻出來。順帶一提的是，不少人也喜歡上載抱著寵物的照片和短片到社交媒體帳戶，但被抱著的寵物的真實感受也不一定如上載者描述般那樣，只是較少人認為寵物的權益會因此受到侵犯而已。
審視自省 勿濫權施壓年輕人
最後還想簡單記述個人過去在中學抗拒拍攝感恩片段的經歷。事緣在中七的最後階段，包括筆者在內的同級同學即將參加最後一次學校週會。根據過往的校園慣例，中七的數個班級會各自製作感激學校栽培的片段。雖然相關的片段只是在校內播放，但拍攝的過程由幾位與老師關係較佳的同班同學主導，而筆者並不希望配合吹奏感恩的主旋律。筆者認為，部份老師在校園內運用權力以曉以大義的態度，說過一些邏輯不嚴密和與實證相悖的「道理」。「情濫理盲」的愛校主義，是極端民族主義的縮影。當沒有不感恩的自由，感恩便失去意義。不過，試問直率地批評學校和老師的說話，是否可以如實地在學校的畢業感恩週會場合上播放？最後，筆者成功堅持不參與拍攝，但須在課室內承受一些閒言閒語。記憶猶新的是，雖然筆者能夠在校園內堅決反對部份事情，但因權力不對等而被迫妥協的事例同樣不勝枚舉。在校園內，抗拒師長權威的壓力是顯而易見的，筆者很多時只能自我安慰，把這種經歷視之為鍛鍊心理強大的過程。
以筆者對香港學校和教會生態的理解，《給十九歲的我》拍攝公映鬧出的風波早已不是稀奇的事，類似的事也不太可能是最後一次發生。江丕盛在〈《給十九歲的我》：兩種回應〉一文強調：「我們更不應該自義地扔石頭，而是要學習在他人的錯失中看到自己的影子，真誠反省自己或許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筆者是非常同意的。有一種說法是，儘管一個人可以非常不喜歡長輩的扭曲教導，但在長期耳濡目染的情況下，或多或少也會有他們的影子。尤其筆者距離青春已愈來愈遠，與時下年輕人相處也會感到「代溝」的真實存在；若然有所疏忽，便會不經意濫用權力把壓力加諸在他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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