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咁的，有次小薯如常落區探訪，當用慣常的開場白：「食咗飯未呀？」問候那位拾荒街坊寶姐（化名）時，她便說到已經吃了麵包作為正餐。再多問幾句，她就慢慢道出自己其實日常中午也是慣常以麵包果腹，然後工作到夜晚七、八點才會再吃東西。而且因為價格所限，每日買的麵包也僅限於同一間，以及最便宜的那幾種款式，日復如是。
不願領飯因自覺「好樣衰」
當問到原因時，寶姐也不令人意外，自然提到是因為現時外出用膳的價錢太昂貴，因此寧願用四元買一個最實惠的選擇充饑，也不願意花四、五十元到餐廳買一頓飯，要知道這筆錢可不瑣碎，是她用幾乎一整個上午拾紙皮才換取到的金錢數目。然後小薯就說到油尖旺周邊其實有很多良心小店每日也會免費派飯給區內街坊，平常見到有很多人也會去排隊領飯，提議她不如也這樣做吧。不過寶姐立刻便說出她不會，原因是覺得自己這樣做「好樣衰」。
「同樣都係醫飽個肚啫，排隊拎飯咪得囉！又唔使錢！」若然只從工具理性的角度來看，即講求達成目標最有效的手段，寶姐的選擇或許是很不理智。明明排隊領飯就不用每天那麼辛苦，拼命節衣縮食，吃著每天同樣的麵包。她竟然這樣也不領情，「擺明死要面啦！」不過轉換思維，如果我們不只是停留於在第三者立場客觀分析、構思解決問題的方法，而是願意花更多心思先從價值理性上認識對方的價值觀和信念構成、轉換角度代入當事人的處境和情感，然後才思索前者。那麼我們會更理解街坊選擇背後的思慮，也是反映著其對自我尊嚴的重視和守護。
若隱若現的權力展現
如果你是小薯，你會如何回應寶姐當刻的想法？或者應該要嘗試說服街坊：「話知係咪人地派啦，最緊要醫飽肚嘛！」才對嗎？不過若然真的嘗試代入寶姐角色思考，就會明白更多她選擇中的苦澀，領飯對她來說為甚麼是一件如此羞恥的事。派飯、綜援這些涉及社會公共資源的再分配其實是一種若隱若現的社會階級和權力展現，只是前者被標籤化或污名化的情況沒有後者如此明顯。這種以物資援助形式作為切入點的社區關懷，實踐時強調的「施贈者」（giver）和「受助者」（taker）關係，實際上無形間加強了街坊在公共領域和自我認知上是「弱勢社群」的標籤。
而可能我們平時不太察覺，其實潛意識是深切明白這種標籤的存在。「佢係窮人，所以有需要去排隊拎飯好合理呀！」的觀念，早已內化在我們長時間的社會實踐中。因此我們才會對一個「身光頸靚」的金融上班族領飯感到譁然、驚愕，大費周章報道；對一個年近八旬的退休長者做同樣的事不以為然。至於為何我們會有這種思考方式和相應反應，其實原因與香港的福利制度特徵息息相關，其中包括了公營機構以外的社會服務介入（如NGO、個人行為者）如何一直塑造社會主流的道德價值觀和慈惠文化，以致影響到寶姐今天的想法和決定，會覺得排隊領飯是如此「樣衰」。
特定群體易被標籤成輸家
香港多年來的自由主義福利體制（liberal welfare regime）一直強調自由市場賦予每個人絕對公平，向上流動的機會；因此政府的角色著重於維繫「市場至上」的穩定性，在福利政策上只提供最低限度的安全網，好讓「弱者」有能力繼續自力更生、發奮圖強，將來重新投入市場競爭。當中的論調也和「獅子山下精神」中某些為人熟悉的觀念如「默默耕耘、肯拼搏，總會捱出片天」相互呼應。不過，這種約定俗成的規範也令我們社會一直慣於將貧窮、社死等「不幸」結果大部份歸咎於個人的際遇、失敗或不努力，而非「人為」的社會結構性問題，從而導致額外接受非普及福利如領飯、領取綜援的特定群體容易被標籤成「無能力自救者」、「市場競爭的輸家」、「低人一等」，異於普羅大眾。
由此可見，領飯也是一種階級和社經地位的展現。寶姐會認為領飯「好樣衰」，原因在於這個行為某程度違背了「自力更生」的社會主流道德觀，從而無形間否定了其曾經努力不懈的價值。若然接受，就是象徵著她是「弱勢」需要接受他人的「施捨」、「憐憫」，甚至承受可能被社會指責成「好吃懶做」（即「綜援養懶人」觀點）的風險。小薯與寶姐相處一段時間後，就稍為明白更多街坊其實未必是希望他人能夠留意到他們有多慘、有多受壓迫，以此獲取更多關注和照料。有時他們只是單純渴望一種平等交流，被視為與你我無異的普通人，擁有相等的社會權利和尊重，不因生活狀況、工作性質未達至所謂社會公式標準而遇受任何階級標籤洐生的差別對待。
雖然寶姐經常跟小薯說自己是個「乞丐」，要這樣依賴拾荒維生，不過也會見到一個即使自尊心如此低落的街坊，在時勢很惡下仍然有自己堅持的界線來維護最後的信仰，不願輕言妥協。這也訴說著相比物質生活補足，街坊更長遠需要的是一種靈性上的持續充權。不過如果我們沒有嘗試過以同理心轉換角色，代入其中的掙扎，我們就只會繼續執著於以工具理性來回應街坊的需要。縱使當中同樣也是回應街坊需要，我們卻忽略了街坊更深層次的心靈需要，將兩者強行分割開來。甚至在不能理解寶姐的選擇時就用簡單一句「擺明死要面啦！」無情地否定街坊思考的價值。一句到尾，其實我們的服侍仍然只是從自我中心出發，而非從鄰舍真正的處境。
社區關懷應致力恢復人的尊嚴
社區關懷實踐最重要的使命不是停留於滿足鄰舍生理需求，而是在回應基本生存層次之上，致力恢復每個人與生俱來應有的尊嚴和生命價值。我們有需要重新反思的是目前的慈惠文化以及社區服侍方式是否能夠達致他者身心社靈上的回應，抑或是無形間使幾種需要分割開來，甚至相互對立。
觀乎現時大部份的社會組織、機構跟政府福利策略類似，繼續依從「弱者優先」、「需要導向」的原則提供福利服務，以最少普及性將有限的公共資源集中在公認的「最貧乏者」身上。在實際操作下，物資援助給「弱勢社群」就成為了最常見的社區關懷模式。而且不知道是不是這種方式比較所謂「正路」或是較快見到所謂「果效」目前可見愈來愈多人熱衷於參與其中。這種社區服侍方式固然是無比重要的，它確實是為缺乏政府全面支援的街坊拾漏補遺，而且在實踐上也能更回應鄰舍即時需要，並有較大的靈活性應變。
不過如前所述，既然這種方式或許會無意地造成某些人如寶姐的羞恥感和自尊損傷，我們需要思索的是社區服務的論述和手法如何盡量減少階級標籤和污名化，減低使用服務者需要承受的社會代價，以致能夠在「樽鹽」（社會服務介入）和「尊嚴」（自我價值認同）間取得平衡，使社區服侍和慈惠文化能夠更人性化，最終實踐到回應身心社靈的全人關懷。否則，不加思索就做拼命地做，就只會腐化成「見到流行、好似啱使就做」的事工狗衝現象，也對鄰舍的持續充權無益。
（副題及分題為編者所擬）
作者為關懷貧窮學校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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